大龄未婚女性的婚姻选择行为和影响因素.docVIP

　　大龄未婚女性的婚姻选择行为和影响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经典人口学理论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具有积极的人口效应,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控制生育数量,降低婴儿死亡率;女性社会地位高的地区对孩子的性别偏好较小;独立性强、社会地位高的女性对生育调节、生育控制和生育决策能够发挥主体作用;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有利于孩子质量的提高等.[1]292中国政府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重视妇女发展,促使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取得了突出进步.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女性教育结构明显改善,男女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显着缩小.分年龄数据显示,30 岁以下青年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9年,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 30.4%,比男性高 4.5 个百分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大龄未婚女性的婚姻问题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问题. 　　教育和社会地位高的城市大龄未婚女性面临的婚姻和家庭问题,不仅导致女性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改善并没有产生预期的人口效应,而且还引发了独生子女家庭可持续发展问题.婚姻不仅仅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还是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婚姻对男性和女性来说具有不同的责任和义务. 　　婚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社会转型和社会性别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因此,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婚姻问题,将社会性别文化嵌入家庭经济学婚姻市场选择理论,分析女性的婚姻选择行为和影响因素,并提出性别平等的多元化婚姻改革对策,对缓解女性婚姻压力、促进家庭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二、大龄未婚女性的界定 　　功能主义把家庭看作是社会制度中的一个机制,并在其中发挥着基本的功能.[3]307婚姻是指男女双方按社会认可的方式结成夫妇并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种社会制度.[4]57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结婚不是个人私事,婚姻是社会安排,夫妻关系是人与人关系中最需要契约的一种关系.[5]137-153理想的夫妻关系要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是能胜任社会交给他们的抚育孩子的事务;另一方面是两人能享受友谊爱好的感情生活.传统社会性别文化界定了婚姻的性别模式和年龄特征,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角色分工在家庭生活方式上表现为男性具有主导地位,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在婚姻选择上表现为男高女低的婚姻匹配模式,通常的婚配模式是男性具有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年龄特征上,表现为男性比女性年龄偏大.传统的婚姻匹配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结婚年龄不仅是生理年龄,取决于生理和心理的成熟,而且是社会年龄,取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变迁.在人类历史上,伴随着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发展,人们的初婚年龄大多会推迟,这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人口规律.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1991 年是 22.23 岁,2001 年增长到 24.15 岁;[6]2011 年北京市女性平均初婚年龄达到 29.50 岁. 　　天津市人口学会公布的信息显示,2012 年天津市城市主城区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 27.49 岁.中国人口初婚年龄的推迟使大龄未婚者的年龄界线也在不断变化.社会上将那些超过通行的结婚年龄,即适婚年龄,并且尚未婚配的 28-49 岁的男女称为大龄未婚者.女性适婚年龄一般为20-29 岁.大龄未婚女性通常是指已经超过适婚年龄,但是在婚姻上还暂时处于缺位的 30-49 岁女性. 　　人口统计显示,大龄未婚女性主要集中在城市, 大龄未婚男性主要集中在农村.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数据显示出大龄未婚人口在城市、镇、农村的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数据显示,各年龄段城市女性未婚人口的比例高于城市男性未婚人口的比例,这表明大龄女性未婚人口较男性更趋向于向城市集中,城市大龄未婚女性婚姻问题突出. 　　三、婚姻市场选择理论 　　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一个细胞.人类的婚姻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组织性.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将婚姻作为理性的经济行为,分析男女两性在婚姻市场的选择和搜索行为.[9]113贝克尔认为,人们结婚的目的是想从婚姻中得到最大化收益.在一个有效率的、自由竞争的婚姻市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都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的配偶,那么,最佳婚配一定具有如下性质:未婚男女在不会使其中至少一方的生活变糟的情况下才会结婚.一旦进入婚姻市场,求偶者将一直寻找下去,直到所能找到的配偶的任何预期改进对于其价值,不超过他为进一步寻找所付出的时间及其他投入的价值.进一步寻找的预期利益越大,寻找的时间就越长.潜在的配偶越多,则进一步筛选的预期收益就越大,从而寻找的时间就越长.寻找总是意味着发现配偶的某些与寻找者相适合的特质,而不同特质的寻找成本存在很大差异:教育、收入、智力、家庭背景,甚至健康状态确定起来都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