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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话语下的工作场所学习研究 摘 要：工作场所学习（workplace learning, wpl），作为一种职业学习模式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流变中经历了数次蜕变。在遥远的中世纪，它表现为一种近乎于生活形态的学徒制，为人类孕育出了无数的能工巧匠。到了近代，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在制度化教育普及的浪潮中，学校逐渐替代了工作场所，从工作中学习不再是人们掌握技艺的唯一途径，反而成为了耗时、低效人才培养模式的代名词。直至现代，在知识经济的主导下，在终身学习思潮的推动下，工作场所学习又再次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在职业教育界，它演变为目前与工作世界广泛合作的各类名目繁多的工作本位学习项目（work-based learning）。它的卷土重来以及对学徒制价值的重新审视到底是对手工业精神的复辟，还是对职业教育初始形态的怀念？ 关键词：职业教育；工作场所学习；工作经验；教育价值 作者简介：徐瑾劼（1984-），女，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从事比较教育与教育政策的博士后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4-0052-0６ 一、缘起：成问题的“实习” （一）源自新闻事件的触动 近年来，实践工作场所学习已成为了非正式学习应用与研究中最为深入的领域之一。那么笔者为什么会把此话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呢？是一种盲目的跟风？还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洞察？答案应该是后者。尽管非正式学习与职业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但触动笔者的并非传统而是现实。三个新闻事件的陆续曝光激发了问题意识。 富士康惊心动魄的“十一跳”绝对是2010年度新闻的头条，富士康给予我们的思考是对员工关怀不够，但在对血汗工厂描述的纪录中，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被鱼肉的群体，那就是职校的实习生。东方论坛刊登了一篇名为“血汗铸造的it制造工厂”的纪实性文章。文章中是这样描述实习生的工作和培训状况的：“新职员培训分为生产线实习和企业文化课程。生产线上没凳子，除少数员工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须连续12个小时站立着干活，不得说话。实习人员同样没有凳子坐，大部分时间都要站着，且不能东倒西歪。否则，被抓到就是劈头盖脸一阵训斥。几个月下来，从生产线走到宿舍，每个人已筋疲力尽，双脚生满水泡。在实习期间，还要穿插一些企业文化的课程培训，8个小时的千人集训场面，蔚为壮观。” ［1］ 早在2006年富士康就表示，“从今年3、4月份起，不再从劳务市场招收普工，而是与国内1000多所中专技校合作，直接寻找职员。”[2]难道他们在面临社会的声讨，在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相继“罢工”的双重夹击下开始把“血腥”的双手伸向了职校生？富士康只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缩影”？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焦点访谈的一期节目—实习进了夜总会。紧接着，第三个新闻事件是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不能把职校生当作廉价劳动力”，文章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假借“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促进学生就业”之名廉价使用地方职业院校学生的行为。[3]文章指出，近年来，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宏观背景下，各种探索理论联系实践、工学交替的办学模式和职业学习模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可见，大家都一致认同“工”，通过工作我们认识到在实践中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工作世界与教育系统间联系的必要性。但为什么“好经”又会被念歪了呢？以“实习”为名，学生们进了歌舞厅去参加了所谓的“培训”，进了流水线成为了被鱼肉的“零件儿”。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于“实习”缺乏相应的人身安全及健康的基本保障措施。那么是不是“实习”一旦被保障了，它就能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价值了吗？这恐怕还是要归咎于缺乏对工作实践在职业学习中应该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的深入思考。换言之，工作，作为学习情境，它的教育价值到底在哪里？学生们如何通过工作经验来学习？学校在工作场所学习中要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它是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促进者或协作者？如果是后者，如何促进，如何协调？ （二）源自学生“声音”的触动 为了更直接地深入到“现场”去了解“实习”或所谓“工学结合”中“工”的部分如何帮助职校生实现教育与工作之间的过渡，笔者选取了上海市4所重点中等职业学校，随机抽取了其中320名学生作为调查样本，他们所学的专业，包括会计、旅游管理、物流、汽车修理等。总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350份，总体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281份；此外，还结合访谈和个案进行信息的补充。访谈的对象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在上述学校接受问卷调查的学生中间选取，包括20名学生；另一部分是通过私人关系在企业中寻找正在实习的职校生对其进行访谈，包括10名学生，通过面谈或电话采访的方式进行，每次谈话时间都在30分钟以上并整理成纪录。 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结合访谈资料整理之后，笔者把目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