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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农民工教育培训现状及相应对策 摘要：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低质量、低层次农村教育积累的复杂背景，使农民工面临很多问题。农民工素质低下，教育培训困难重重，城市生活的经济社会排斥，权利意识淡薄。基于背景研究和问题的探讨，可以找到一些应对之策。从弱势关怀到强国关注，从提升人力资本和综合国力高度的关注农民工问题，应该成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战略基点；通过长线教育与短线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通过制度调整从法律制度消除歧视农民工的法律政策制度，平等对待农民工；通过社会氛围的营造和相关条件的创设让农民工对城镇生活产生认同感应该成为操作方略。 关键词：农民工/状况/调查/对策 在新时期国家农民工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农民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的工作无论对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农民工向城市转迁和在城市生活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和顺利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些的有效解决必在对当前中国农民工状况了解的基础之上。为此，2006年10月至2007年2月，我们就农民工问题进行调查。本次调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排名，并适当考虑农民工聚集城市省份，在上海、北京、深圳、江苏、辽宁、山东、吉林、河南、四川、安徽、贵州进行农民工调查，共发放农民工问卷7000份，收回问卷6500份，共有6001份有效问卷；调查形式上，我们主要采取问卷和走访。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状况的背景分析 中国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研究这些背景，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问题。当前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面临高校毕业生就业、城镇新增人口就业高峰、农民工进城高峰、城市下岗再就业高峰就业市场的四峰交叠，而且第二产业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农民工就业压力很大。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的低质量、低层次教育培训加剧了农民工在平等进入城市就业市场的压力，他们面临在就业市场的不平等竞争，多数都被挤入低端劳动力市场。除了在法律上平等对待农民工之外，还要从观念上、心理上理解农民工，让农民工能够形成对城市的认同，促进有条件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以改变城乡人口结构。 （一）社会背景：劳动力过剩与素质竞争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提高，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村和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村面临转移的劳动力的沉重压力，这些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需要接受必要的教育培训，这给农村教育培训带来了相应压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后，也面临严酷的就业市场竞争。根据调查，1993年全国农民工达到6200多万人，比1989年翻了一番多。经过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数据和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认为目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1]。这种大规模转移是伴随高校毕业生就业、城镇新增人口就业高峰、城市下岗再就业高峰完成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呈现四峰交叠，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压力。根据统计，1990年、1995年、2000年、2003年、2004年、200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别为61.4、80.5、90.5、187.7、239.1、306.8万人[2]。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中国城镇人口分别为19140、25094、30195、35174、45906、56212万人[3]，城镇人口中一定比例的新增劳动力也面临就业。农民工由于素质相对低下，只能在低劳动力市场工作，而且许多行业还不能胜任，这也带来了相应的教育培训压力。 （二）制度背景：二元结构与贫困积累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户籍制度及相应配套制度对普通中国公民改变永久居住地进行严格限制。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确立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1963年，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公安部把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1975年，修正的《宪法》中取消了关于公民迁移自由的法条。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确立了从农村迁往城市、从小市迁往大市的控制原则。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全国城市规划会议”为标志，国家对进入中小城市的限制开始放松。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户籍限制进一步放松。1997年，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开始。以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为标志，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2001年以来，很多省和大城市也开始允许符合某些标准的流动人口在城镇获得户口。很多省市的规定是依照教育或经济标准来决定是否批准落户城镇的。由于这些限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很有限。 2004年12月，国务院要求废除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