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社会公众的合法性预期获得.docVIP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社会公众的合法性预期获得 　　政治合法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现存政治权威的认同、支持和服从，实际上反映了政府行动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政府绩效对社会公众心理预期的迎合程度。迈克尔罗斯金在其专着《政治科学》中认为，政治合法性体现出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 　　也就是说，合法性的标准是建立在一种内心确信或信仰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信仰一旦受到质疑，统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就会随之丧失。这是因为，社会公众均有自己潜在的物质欲望、价值偏好和心理需求。在其政治活动过程中，这些潜在的因素将形成一定的心理预期，当其指向政府时则寄希望于政府能够予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于政权体系的心理认同程度将基于政府的某种行为对社会公众这一心理预期的满足程度。因此，当政府行为与绩效同社会公众的需求相一致，即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予以满足时，就能为其赢得行动的正当性，从而获得较高程度的合法性支持。了解并获取社会公众的合法性预期，是构筑政权体系合法性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心理预期 　　社会成员对于政治合法性的信仰往往会遵循其已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其固有的思维模式认识现实的统治者及其政治权力体系。传统文化的积淀为社会成员的合法性信仰提供了历史的、民族的、自然的( 包括地域) 。社会公众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心理预期，表现为受历史与传统因素的影响，人们习惯于相信常规与传统的合理性和神圣性。尤其是在以血缘、宗法以及个人忠诚为纽带的传统社会中，社会分化程度低，社会相对封闭，人民往往对长期以来确认的传统权威保持忠诚并履行义务。 　　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发展阶段，不同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习俗和信仰是不同的，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因此而体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地方风俗、宗教信仰、民族习惯、国民性格等内容。人们对与政治权力体系的认同必然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许多来自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均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端于夏商周、经历战国时期，确立于秦汉，历经唐宋的繁荣，最终走向明清的衰亡。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王朝，建立了系统完备的封建主义政治思想体系和制度体系。 　　儒家思想、人治主义，已渗透到民族的血液之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信仰、态度及行为，在参与和作用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主体形象的塑造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鲜明的民族特色相结合，形成了中国人民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定式。 　　因此，尊重各民族及地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既是对历史的理解和尊重，更是对本国人民的理解和尊重，这对于获取民众的合法性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对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 　　领袖人格是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稳定的、持久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的总和。与其说，统治阶级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会涌现出一个最为优秀的领袖人物或一个领袖群体。毋宁说，每一个时代，都有着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渴求。领袖人物所具备的这种感召力和创造力，源自领袖独特的能力、性格、气质及道德品质，即人格魅力。领袖人格体现了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应承担的角色，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以其特有的渗透力，发挥着领袖职位权力所不具备的作用，直接影响领袖的政治行为。 　　伯恩斯在谈及领袖的作用时说，领袖的作用是由社会的实际变化来判定的，后者又是以动机及对人们的需求和渴望的满足为尺度来加以衡量的。 　　这里所说的人们的需求与渴望，即人们对领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创造力的期待，也即社会公众对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 　　至于公众为何会对领袖产生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库利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个体在其成长发育的过程中这种潜在的内心需求。 　　库利认为，在社会个体特别是追随者的身上，存在着未得到引导的精力。他说: 个体的精力、激情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某些趋向，都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无法测度，但他们却是以往社会生活的全部精髓，这类成分的存在使人产生一种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要求; 倘若没有放松和引导这一本能倾向的外来刺激，他就无法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或者他起码会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他的内心储存着易燃的因素，只有碰上合适的火花，它们才能释放出来。而这个火花通常是某个人的暗示、某种能释放生命力、把骚动着的生命能量转化为力量的激发因素。 　　这种来自人的内在要求而非外部强加的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需求与存在于体内的未得到引导的精力相结合，便在青年中、在一般人的想象和热切渴望中产生了对崇拜的渴求。作为由社会个体组成的民族，他们越是富于活力和进取精神，就越需要理想和一个能向他们提供榜样的领袖。 　　伯恩斯在研究各种领袖类型时，将其划分为变革型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