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纠纷中行政调解.docVIP

浅析环境纠纷中的行政调解 　　调解是指环境纠纷的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有关机关或人员的主持下，自愿进行协商，促成各方达成协议并确认加害人应负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调解可分为行政调解、法院调解、人民调解等。在环境纠纷中使用最多的是行政调解，即依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对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做出调解处理。 　　一、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优势 　　(一)传统思想的影响 　　要讨论环境纠纷中选择行政调解的原因，就必须从社会对调解的态度入手来分析。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人选择调解这种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的原因是中国人有“厌讼”的传统。持这种观点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传统儒家文化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孔子也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在古代中国，无讼的和谐状态是历代统治者力求达到的理想状态，诉讼意味着对和谐的破坏，对秩序的背叛。对诉讼的排斥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需求下产生。 　　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诉讼被认为是一种羞耻的事情，而调解被理解为一种教育过程。故进行诉讼的各方精神上要承受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很可能遭到社会的排斥。这无疑对于生活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的冲突双方来讲是一种冒险。 　　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诉讼不再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但是，社会还基本保持着“熟人社会”的特征。因此，选择诉讼将矛盾公开化，进而导致矛盾的升级是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环境纠纷不同于民事、经济等纠纷，民事、经济纠纷的当事人的经常活动区域很有可能相隔甚远，只是由偶然的因素将当事人联系起来。而根据环境侵权的特点来看，环境污染一般发生在一定的区域内，对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后果也大都发生在污染区域内。即便是纠纷解决后，当事人之间仍会在相同的区域里面活动。若选择调解解决环境纠纷，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矛盾的激化。 　　(二)制度因素 　　所有能证明中国人有厌讼观点的只是他们的很少进行诉讼的行为，而之所以这样行为的原因据说又在于他们有厌讼的观念。这样的解释只是使人们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而从这两部电影，尤其是从《秋菊打官司》来看，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所以，诉讼作为一项社会制度，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解决纠纷产生一定的制约。当事人诉讼必须支出各种诉讼费用，包括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以及其它用于诉讼的实际支出。这就使得某些贫困公民的法定权利得不到保护，尽管存在法律援助制度，但是需求远不能满足供给。另外，诉讼的时间较调解长。诉讼的迟延不仅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会使那些身处困境的当事人面对无休止的诉讼不得不降低赔偿请求，降低裁判的质量。再次，诉讼程序复杂。由于信息不对称，当事人有可能并不了解诉讼的程序，这就给当事人本人参加诉讼造成了障碍。若委托律师，又会给当事人增加一定的经济负担。行政调解不需要当事人支付任何费用。而且运作程序简洁、成本低，节省自己的时间和金钱。给当事人本人参与纠纷的解决创造了更多的条件。 　　行政调解作为一种为人们所选择的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其固有的一个优点在于第三方斡旋使纠纷双方当事人以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而诉讼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制度是“相对制度”，即确定原被告为利益相对、权利平等和手段对等的诉讼主体，通过诉讼抗辩而判定争议事实并解决纠纷。行政调解较之前者可以以相对缓和的方式处理纠纷，使双方当事人在纠纷解决后还有可能保持一定的合作。特别是在中国当前这种“熟人社会”特征尤其明显的环境下，可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更好的保护当事人双方的期待利益。 　　笔者认为：从社会选择理论可得知，在任何一种情形下，针对个人偏好组合，我们都有一个或多个社会方案是我们认为合理的。行为人在选择一个可行的方案之前，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的衡量着自己的成本与收益，一定是要在综合衡量了对象行为人、制度设计者、制度维护者所可能针对行为人自身所能采取的结果后而选择自己的行为。故选择行政调解作为环境纠纷的解决方式，是行为人进行综合衡量的结果，是博弈的结果。 　　二、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之局限性分析 　　(一)适用条件的局限性 　　环境调解运用最多的是在北美。80年代，环境纠纷调解已经开始制度化与专业化。美国一些州政府为使环境纠纷调解制度化，积极推动管制性协商的调解模式。有些州甚至订定法律，规定在发生环境争议时，应进行环境纠纷调解，如有毒物质掩埋场的选定就需要通过这种方式解决。这一时期，至少有十个州成立环境纠纷调解组织，如维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