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斗殴罪中“持械”情认定问题.docVIP

聚众斗殴罪中“持械”情节的认定问题 　　一、聚众斗殴中“械”的范围以及对“持械”应有的理解。 　　“械”,通常解释为器械、武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和江苏省公安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聚众斗殴等几类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中将“持械聚众斗殴”中的“器械”解释为：治安管制刀具以及枪支、棍棒等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在审理聚众斗殴犯罪中一般理解为凶器,如匕首、刮刀等治安管制刀具和枪支、铁棍、木棒等足以致人伤亡的器械。在具体的聚众斗殴案件中,往往使用的工具较为复杂，有使用砖头、石块的,也有用椅凳、砸碎的啤酒瓶等攻击对方,象这类物体是否可以认定为“器械”呢? 一种物品或者器械在没有使用的时候，界定为“凶器”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严格界分“械”和“凶器”几乎不可能。凶器分为性质上的凶器和用法上的凶器。性质上的凶器是指枪支、管制刀具等性质上主要用于杀伤人身的器具，这毫无疑问属于凶器。用法上的凶器，是指从使用方法来看，可以用于杀伤他人的器具。如何准确界定聚众斗殴犯罪“持械”情节中 “器械”的范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认定用法上的凶器。笔者借以下案例来说明。 　　案例一：被告人李某纠集了许某等十余人找到方某，欲与其斗殴。许某、李某分别动手打了方某一个耳光和脸部一拳，李某等人还用砖头向方某所在公司的职工扔砸，致该公司职工孙某等多人不同程度受伤。 　　案例二：被告人杨某与秦某相约互殴，便聚集了潘某、杜某等数人携带了棍棒等准备与秦某等人斗殴。后经秦某的父亲打招呼阻止，杨某等人遂将棍棒扔掉回到酒店前继续喝酒。此时秦某带着10余人赶至该酒店前，故意找茬欲与杨某等人斗殴。杨某等人便手持啤酒瓶并砸碎，提着凳子和持棍棒追打秦某一方，致秦某一方被打伤，部分构成轻微伤。 　　案例三：被告人罗某请李某等三人帮他去教训自己看不顺眼的被害人王某，并由罗某与王某相约互殴。经罗某指认李某等人对王某进行殴打，均用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击打王的头部。事后被害人王某感觉头晕并呕吐多次，遂于次日到医院检查，经医院诊断为颅内积血并接受手术治疗，经鉴定被害人王国伟的损伤程度为重伤。 　　笔者认为根据相关解释的规定，在以上三个案例中，被告人所使用的砖头、砸碎的啤酒瓶、凳子及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均应认定为“械”。理由是在认定是否为“械”时，不应单纯从司法解释的文义和通常的方式理解，不应简单地看物体的形态、大小、种类,而应看此物在实际斗殴中是否起到了“械”即斗殴器械的作用,在聚众斗殴中能否当作凶器使用。在以上案例中所用来击打被害人的矿泉水瓶等客观上均起到了凶器的作用，造成了被害人轻微伤等伤害后果，虽然这些事物从性质上判断不属于主要用于杀伤人身的器具，但结合其在斗殴中的用法及实际造成的危害后果，显然应将以上所使用的工具评价为“器械”，对被告人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上量刑，否则不能很好地惩罚此类犯罪，体现罪责刑相统一原则。刑法之所以规定此种情节应加重处罚就是考虑到使用械具斗殴给社会公众心理造成了更大的恐慌，对公共管理秩序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同时也具有更大的人身危险性。通过这三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砖头、椅凳、石块以及砸碎的啤酒瓶、装满水的矿泉水瓶等是完全可以当作凶器使用的,而且其对他人造成的危害有时与使用刀、枪、棍、棒一样,都能够致人受伤甚至死亡。因此司法界比较通行的作法是：将在聚众斗殴中所使用的包括砖头、石块、椅凳等等只要是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皆认定为“械”，似乎是司法解释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也有人提出：持械聚众斗殴中的“械”仅限于刀具、棍棒、枪支三类，任何超出此三类的理解都是不正确的。其理论上的根据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编纂的《刑法释义》中规定的“持械聚众斗殴主要是指参加聚众斗殴的人员使用棍棒、刀具以及各种枪支武器进行斗殴的”。笔者认为，《刑法释义》中关于持械聚众斗殴的解释与江苏省的讨论纪要中对器械的规定是一致的，前者将持械聚众斗殴解释为主要指参加者使用棍棒、刀具以及各种枪支武器进行斗殴的，后者将持械聚众斗殴中的“器械”解释为治安管制刀具以及枪支、棍棒等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从前者的用词“主要”我们必然能够得出后者所采用的罗列式表述中的“等”是等后而非等前，即当然应当包括除罗列的工具以外的其它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将持械中的“械”理解为仅限于刀具、棍棒、枪支三类并非对《刑法释义》的全面理解，因此从这点上我们更能明确持械聚众斗殴中的“械”不仅限于以上罗列的三种工具，而应包括在聚众斗殴中所使用的包括砖头、石块、椅凳等客观上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 　　同时，笔者也常常反思，对于聚众斗殴罪中“器械”的如是理解是否导致“持械”认定的宽泛，打击范围的扩大了呢?由于该罪的法定刑较为严厉，刑法规定该罪加重处罚情节中即包含了持械，在办理此类犯罪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判处三年以上刑罚的不在少数;同时由于聚众斗殴罪属于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