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程序重构.docVIP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程序的重构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以来，围绕着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多角度、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此起彼伏。在法学特别是民法领域，许多学者在所有制改革、所有权性质以及主体制度方面，结合传统民法理论，联系我国农村现状，悉心研究，成绩斐然。但同时，大多数研究都受到“民法是实体法”的影响，往往局限于上述实体领域，很少有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程序的研究。这不仅造成了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具体操作层面的诸多漏洞，同时也使得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不能真正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掌握而沦为一种虚置的所有权。因此，研究并重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程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一、重构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程序的意义 　　“从法学角度来分析，程序是从事法律行为、作出某种决定的过程、方式和关系。”通俗地讲，所谓法律程序就是指程序参与人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地点依据一定的法律关系通过特定的行为和方式做出决定的过程。有些决定由特定参与人做出，过程和结果相分离，如审判程序;有些决定由全体参与人共同做出，过程和结果合二为一，如立法程序。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程序属于后者，全体参与的成员共同行使权利、作出决议而没有独立的决定者。因为“集体所有权是集体成员直接享有的所有权”。重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程序对于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重构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程序有助于完善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农民集体，但是该集体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并无明文规定。细究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现行集体土地所有权来源于1956年的高级社土地所有权，后历经人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短暂波折并最终于1962年以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存续至人民公社的解体。因此，当时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应为生产队。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作为人民公社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队在名义上或国家的正式法律文本上也归于消失了。但是，在原生产队范围内，作为权利主体的农民集体、作为权利客体的集体土地以及使两者发生关联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并没有消失。只不过，现行法律和政策并未对该部分农民作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组织起来。已经组织起来的作为自治组织、行使村级公共权力的村委会以及村民小组与作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的组织虽然在地域范围上可能具有一致性，但就基本内涵而言却存在本质的区别。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使得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农民集体没有成为我国民法所规定的法人组织，甚至不具有非法人组织的特征，没有独立的名称、组织结构和章程。重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程序可以促进农民集体的组织化并向法人组织的方向发展，进而为完善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制度创造条件。 　　第二，重构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程序有助于维护我国农民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中应有的主体地位。通常由一定范围内的全体农民形成的集体是该范围内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并不实际掌握属于自己的土地的命运。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控制着农村土地的经营和利益分配。人民公社解体后，国家没有对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农民集体进行有效的组织，而是将农村土地的管理权和行使所有权的权利一并委于了作为自治组织、行使村级公共权力的村委会以及村民小组。根据我国《物权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与之相对应的各级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但是实际上，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建立。因此，这在实质上是将集体土地所有权转由村委会或村民小组行使。这就为村委会、村委会成员以及村民小组组长以权谋私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间和便利。农民的所有权主体地位从未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不仅违反历史事实，而且与政社分离以及现代法律所倡导的私法自治的精神相悖。重构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程序就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为广大农民群众参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创造一个受法律保护的制度平台以形成集体意志，进而维护其所有权主体地位。 　　第三，重构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程序有助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形成规模农业。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以来，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在抑制农村土地兼并、保证农民公平享有土地权利以及满足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农民个体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权能的消解以及由此带来的双层农业经营体制的有“分”无“统”，从而导致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名存实亡，背离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建立的初衷。为此，我们有必要在满足农民个体土地权利和生存保障的前提下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规模农业，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真正成为“把集体成员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同集体成员的个人意志和利益有机统一的所有权”。重构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程序，有利于促进集体成员共同意志的达成以及共同利益的产生，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