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的公正追求及其悖反徐萍内容摘要科举考试演变成一种.docVIP

　　科举考试的公正追求及其悖反 　　徐萍 　　内容摘要：科举考试演变成一种社会制度之后，要求制度公正的压力越来越大，科举制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公正的过程，其形式上的公正日臻完善，为当时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机制，并为后世开启了社会公正的方向。但在整体上是一种非正义的社会环境中，科举制对公正的过度追求最后造成其自身难以克服的伦理悖论，各种细密的公正举措不但妨碍了公正性本身，而且离其初始的道德目标越来越远。 　　关键词：科举考试制度伦理制度公正伦理悖论 　　科举制度的核心是考试，作为一项稳定的制度形式，科举考试的千年发展历程既彰显了对制度公正的不懈追求，而越到发展后期也越暴露了制度本身难以克服的伦理悖谬与吊诡。制度的正义是一种与自然德性相反的人为的德性，“人为的德性蕴含着，以自然德性不具有的方式，规划和意向、判断和知性，并且从总体上说是理性的作品”1。制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出于协调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对自然德性的保护和发展，制度的正义是人为的、是设计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一个大型的社会里，自然约束力往往对人们起不了作用；每当有机会能够摆脱它的时候，人们便会受引诱去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也正因为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因而，我们能够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其制度正义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做一番考察和评鉴。对科举考试制度公正的追问和检讨对于当今的社会制度的向“善”建制和统考制度的完善不无启发意义。 　　科举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此后随着选拔范围的扩大和参与人数的增多，逐渐变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并且围绕着这一社会制度所形成的共有信念系统使得科举制面对环境的微小而连续的变化而呈现出稳固和耐久的特性。对一项社会制度的耐久性起关键作用的是该项社会制度的制度正义，制度的正义是一种作为公平的正义，制度公正是其最重要的价值。从积极的方面说，制度公正包括机会平等原则、对等原则和补偿原则等；从消极的方面说，制度公正主要指惩罚性公正，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四个维度对科举制度的公正追求进行动态的考察。 　　1[美]约翰·罗尔斯著，张国清译，道德哲学史讲义，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1页。 　　2[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一）机会平等原则是指前途向才能的开放，它要求一种形式的机会平等，即所有人都至少有同样的合法权利获得可想望的前途。“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相同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2科举考试的开放性是逐渐扩大的，在创制之初，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和地区都比较少，越到后来，不但参加考试的人数增多了，而且应考士子遍及各个区域。在举行科举考试之初，仍然保留了过去重门第的风气，“行卷”的盛行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唐代，举人到京城参加考试之际，往往会去拜会主考官，择其平日所做之得意诗文呈送主考官，以求得赏识和推荐，这种行为叫做行卷。行卷所显示出的身份和文品成为能否在考试中脱颖而出的先决条件。唐代的上层社会相对稳定，通过考试入仕的机会还很小，因此考生本身往往已经有相当的地位或声誉。但到了唐王朝统治的后期，重门第的风气逐渐发生了变化。随之，登科人数的分布区域也不断扩大，“唐中期以后，四川、江淮、江西、山东、江苏、荆南、闽中、广西等地的进士及第者相继涌现，科举考试的影响向中国南方地区全面扩展。”1这一变化不仅是中唐以后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的后果，也反映出了科举考试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具有广泛性的事实。 　　到了宋代，科举考试得以逐渐展开，进入了“大众化”的时代，应考人数和登科人数急剧膨胀。为了“广开科举之门”，宋代废止了“行卷”，“一切以呈文为去留”，这样，对于应试者来说，无论其身份如何，无论其平时作品多么优秀，多么备受推崇而又才华横溢，都不能成为增加他应举成功的砝码，对他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在实际的考试中有出色的表现。宋代还对科举进行了多次重大的改革，这些旨在进一步促进考试公正性的改革增加了一般庶民参加科举的机会和可能性，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几种制度形式包括殿试制度、回避制度、糊名制度、誊录制度等。殿试制度始于开宝五年（972年），其目的是“朕亲临试，其弊尽革”。自宋以后，殿试制度作为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被固定了下来。回避制度是为了避免与考官有亲戚关系的考生受到额外的关照，而规定让这样的考生到另外的考试点去参加考试，所以也叫“别试”。糊名制度是把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以防止考官徇私。誊录制度是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这样考官在评阅考生的试卷时就无从通过字迹辨认出姓名。元代统治时间较短，而且民族矛盾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科举处于停滞状态。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开放程度丝毫不减于宋代，但录取人数有所减少，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