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秋季版）《卖白菜》同步练习3.docVIP

《卖白菜》同步练习 课外阅读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刘绍棠 1942年正月新春，我不满六周岁，到邻村小学读书。 这个小学坐落在关帝庙的后殿，只有一位老师，教四个年级；四个年级四个班，四个班只有四十人。 老师姓田，私塾出身，后来到县立简易师范速成班受训三个月，十七岁就开始了小学教师生涯。田老师执教四十年，桃李满门，弟子不下三千，现今年已八旬，退休归里十几年了。田老师很有口才，文笔也好。 开学头一天，我们叩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木主之后，便排队进入教室。每个一年级小学生，配备一位三年级的学兄带笔。田老师先给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上课，就命令三年级的学兄把握着一年级学弟的小手，描红摹纸。 红摹纸上，一首小诗：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是： 一个小孩儿，牵着妈妈的衣襟儿，去住姥姥家，一口气走出二三里；眼前要路过一个小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正在做午饭，家家冒炊烟；娘儿俩走累了，看见路边有六七座亭子，就走过去歇脚；亭子外边，花开得茂盛，小孩儿越看越喜爱，伸出指头点数儿，嘴里念叨着：“……八枝、九枝、十枝。”他想折下一枝来，戴在耳丫上，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迎春小喜神儿；他刚要动手，妈妈喝住他，说：“你折一枝，他折一枝，后边歇脚的人就不能看景了。”小孩儿听了妈妈的话，就缩回了手。后来，这八、九、十枝花，越开越多，数也数不过来了，此地就变成一座大花园 这个故事，有思想，有人物，有形象，有情趣。 我听得入了迷，恍如身临其境，田老师戛然而止，我却仍在发呆；直到三年级的大学兄捅了我一下，我才惊醒。 那时候的语文叫国文，田老师每讲一课，都要编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一、二、三、四年级的课文，都是如此。我在田老师门下受业四年，听到上千个故事，有如春雨点点入地。 从事文学创作，需要发达的形象思维，丰富的想像力。在这方面，田老师培育了我，给我开了窍。 如今，我每逢回家乡去，在村边、河畔、堤坂，遇到老人拄杖散步，仍然像五十年前的一年级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 谈起往事，我深深感念田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田上，播下文学的种子，老人摇摇头，说：“这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插柳之恩，我怎能忘。 我十岁到通州城内念高小，级任戴鸿珍老师是通州女子师范毕业生，回民。戴老师擅长算术教学，国文课却不如算术课教得好；她在思想上也是重算术而轻国文的。 第一堂作文课，戴老师命题。出了一个什么题目，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弓不起我的兴趣；于是，我便不作。别的同学都已经动笔，我却不打开墨盒，也不展开作文本，只是坐在椅子上失神发呆。 “刘绍棠，你怎么不作呀？”戴老师问我。 “不会作r”我歪着头回答。 “剐人都能作，你怎么就不能作呢？” “我觉得这个题目没意思。” 戴老师火了：“什么题目才算有意思？” “我自己给自己出的题目。” “依你，写!” “我在课堂上写不完。” “你想到堂下抄别人的吧？” “您发现我抄别人的，打我的手板。” “好!”戴老师忿忿地同意了，“我看你写得怎么样再说。” 我在课堂上构思，晚自习便写起来，题目叫《西海子游记》，连写了五册作文本。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通州城内西海子东岸，我常到这百亩碧水的柳荫翠堤上玩耍，也曾下水凫来凫去，惹得警察把我脱在岸上的衣裳扔到树梢上。我对西海子的风光景色十分喜爱，因而下笔千言。 我把这篇作文送交戴老师审阅，戴老师读后给我打了满分，从此便允许我自由命题，不必当堂交卷。 当时，学校有一个佳作栏，类似墙报，由一位爱好文学的国文老师主编。每周将各班的优秀作文集中起来评选，入选者重新誊写，画上题图尾花，张贴公布于大墙上。戴老师很爱面子，每次作文都要叮咛我：“刘绍棠，想个好题目，写得好一点，争取每周都有咱们班的佳作上墙。” 呵，那时候自己的作文能上佳作栏，比今天获得这个那个大奖和溢美之词的赞誉，更令人感到喜悦和激动。 不久，通州潞河中学的三位学生创办油印杂志《益智》周刊，读者主要是城内各小学的高年级学生，每期发行数百份。《益智》周刊选登我的作文，后来又连载我的模仿刘大白先生的《三儿苦学记》的小说《飘零》。 戴老师感到脸上光彩，却又声严色厉地对我说：“刘绍棠，别光顾了在《益智》周刊上出风头，还得把课堂上的作文写好!” 戴老师喜欢打人，我不敢在课堂作文上偷工减料。 然而，我还是挨了打。 那时，除了两周一次作文以外，每天还要写一则日记，算是课外作业。戴老师新婚，常回北京家中与丈夫团聚。我是班长，她便委我以代阅的重任。我觉得有机可乘，便从中捣鬼，不但自己不写，还免除了一些要好同学的“劳务”。不料，有一天戴老师忽然检查我的作业本，发现我一连数日都未写一字，气得当众对我进行严惩，以杉木板子的窄面打我的手心，格外疼痛。 我常常偷偷到通州万寿宫大街听评书，渐渐的听书不过瘾便买武侠小说来读。 戴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