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非整合性及其对现代化社会负功能分析.doc

中国传统文化的非整合性及其对现代化的社会负功能分析 袁阳 本文依据社会学的“整合”概念，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质上的非整合性，主要表现在:1.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价值反向;2.文化结构的多元互损;3.民族魂在家庭细胞中的消散。由此产生的巨大社会负功能，不仅使中国传统社会未能进入儒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更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造成了中体西用与体之不存、西体西用与体之不一、西体中用与体之变形的现代化操作性困窘。因此，中国欲实现现代化，不在于单纯的批判或复兴儒家文化，而在于建立整合的新文化整体。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文化由分裂而合流的历史。因此当宋儒融儒、释、道于一炉，以理学一统天下时，很容易被后人看成是儒家学说在文化整合中的胜利和传统文化整合的最后完成。所以，当清末以来西方文化的传播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在中国受到阻碍时，激进的思想家们大多把对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寄托于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整合性和对儒家文化专制的痛加鞭答及对多元文化的热切呼唤中。而稳健一些的学者，则刻意强调儒家学说兼容并蓄的恢宏气魄和传统文化的多元互补特色，其核心还是对儒家文化整合功能的过高评价。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整合性的由来已久的看法其实是有悖于文化史实的，由此不能不影响到对传统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茵评判。整合(integration)是结构功能主义整体分析方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意指整体的各部分通过分工合作所达到的整体最佳功能状态。具体包含以下内涵:1.部分间的功能协调与关系和谐;2.各部分终极目标的一致;3.具有一种普适的核心价值作为整合的主体、系统必须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方构成整合的整体。据此我们可以鉴照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整合的歧异。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价值反向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春秋、战国之交。这一时期有三个突出特点:在社会政治结构上是氏族贵族封建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的过渡，表现为政治权力重心下移:“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在文化上是周文化的瓦解，表现为“礼崩乐坏”;在个人方面是初民本能欲望大暴露，表现为“好勇疾贫”，“人而不仁”。总体状况便是如庄子所说的:“天下大乱”。这三个特点是紧密相关的，因而追根溯源，很容易把社会由治而乱的终极原因归咎于最能给人以官感刺激的第三个特点，即人的心性失德与人欲失控上。·68所以孔子总结说:“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孟子也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这种把宏观社会结构转型及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多种社会政治问题的原因，微观还原到心性人欲这一点上的认识当然是片面的，同时却又促成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即所谓“先秦理性”的觉醒。正是由于把社会治乱问题归结于人的心性善恶问题这一还原论特点，使“从周”的儒家在解决社会政治秩序问题方面走了由“内圣”而“外王”的道路，即通过以“仁”为核心的内在道德人格秩序的建立来恢复“礼”这一外在的社会政治秩序。而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与宗教意识淡化这一理性特点，则进一步影响儒家在建立内在道德人格时，一开始便把重心放在人的自律而不是他律上:“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这种道德自律不仅排斥神的威慑，而且也尽量减少法的强制。在儒家的憧憬中，天人合德、上下圆融、身心和谐是最理想的政治人生境界，借助任何他律都势必引起内外紧张与冲突而破坏这种和谐境界，于是把道德自律的根据落脚到人的自然心性上。孔子认为亲子之爱是一种普遍的自然之情，孟子认为人性中即有天生善端，而仁心的建构就在于不假他助的内省。这种主体建构通过孔子“性相近也”的命题，即可达到社会政治建构的目的。儒家对人类共性的体察当然是深刻的，自省求仁也极富人文理性意味。间题在于，儒家的理性觉醒并不是象近代西方理性勃兴那样，是人在自己本质对象化的过程中，通过经济、政治、科学创造的充实而克服异化力量所达到的思维主体与对象化本质的复合，而是在对人类行为的审丑批判中主体感觉的一大跳跃，缺少深厚的历史积淀。因而这种个别文化精英人物的理性自觉相对于现实社会的混沌，具有极大的超越性。孔子对“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一命题的运用，恰恰是只突出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在古代落后的经济、科学和文化历史条件下，在初民蒙昧意识依然浓厚的社会氛围里，人心人性的透明度远未达到可相照无猜的程度，人的意识发展更没有同步进入能够通过自觉的“克己”而认同于唯一价值目标的清醒境界。在这种情况下，把价值源泉深埋于人类心性中，降低神与法的普遍意义与威慑力，以理性的自觉来显现这一价值，客观上无疑是滑向了心理特殊主义一途，而价值也就失去了普适性和传播力。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只是存在的一种抽象可能而已。这样，儒家原本基于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