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制产生社会基础.ppt

 中国古代法制产生的社会基础 第一节 自然人文地理环境  ???中国法律传统与西方的、印度的、伊斯兰的法律传统很早就分道扬镳，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传统。 在中西法律传统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的话题，即各自的话语系统、符号系统大不一样，语境不同。  中国法律传统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差异情形，似乎与中西方不同的水土气候下的植物不同相似。 孕育中国法律文化的东亚大陆的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就是地球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好不容易走到海边的人们不得不止步，“望洋兴叹”； 西有戈壁沙漠与雪山，多为无人地带，生命禁区； 北方多寒冷多风的荒原与冻土，无法农耕，望之令人心灰意冷； 南方是多山地带，崇山峻岭，猛兽出没，多乌烟瘴气，南行一步都不得不“辟荆拓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在这样一个四周皆为天然屏障之内，当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生长环境。这个以黄河流域进而以黄河长江两流域为中心的震旦古盆地，就如整个人类文明园里的一个“单门独院”，一个孤僻山村。 中华文明生长圈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封闭性。 四周基本上没有什么较大规模或较高层次的人类生活圈与之接壤或竞争，与圈外没有较明显的文明交流。 在这一文明圈外，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是野蛮人，只有他们来“向化”和我们对其实行“王化”的关系，没有什么文化交流。 这一圈内生长 的一切文明，基本上完全是圈内人自己的作品，没有什么外来文化影响的因素。 二是四季变化分明，季节与农业关系密切，“季候农业”特征突出。 这一块土地虽然气候相对温和，总体上适合人类定居耕作，但由于气候季节变化大，地域的土质悬殊， 所以我们的先人的农业必须讲求精耕细作与经验技术，需要“靠天收成”、“靠天吃饭”，因此需要讲求应天顺时，讲求农业规律和章法。 三是水旱灾害的频繁。 这迫使中国古代农业很早就定型为“水利农业”，迫使国家成为大型水利工程的组织者，迫使国家不得不采取实质上的土地王有制以保证公共工程的进行。 四是北方的威胁。 这既包括气候的威胁，也包括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 北来或西北来的寒流或干燥的风暴，不断蚕食华夏先民的生活区域，使地表沙漠化、戈壁化，不适农耕。北方擅长骑射且有掠夺天性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掠夺农业果实。这两者都是华夏先民的心腹大患。 一、地理封闭性与法律传统的封闭性 中国政治法律传统的封闭性，在政治法律观念、制度等方面均有体现。 1、重视“华夷之防”。 华夷之防，从政治法律的角度来看，即捍卫政治法律制度的“纯种”之争。 我们的典章制度文化，被认为是最好的，只容许其它文化圈的人来学习，而不允许我们学他们。 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直到清末，“用夷变夏”仍成为中国文化中常用的攻击改革者的莫大罪名。 “华夷之辨”或“华夷之防”强调到极致，就是“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政治法律制度就是为加固这种文化的封闭堤防而设立的，刑罚是用来打击夷狄的（包括同族内的文化叛贼式的“夷狄”）。 2.法典的封闭体系与观念。 从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典《法经》的6篇体例到盛唐的《唐律》12篇体例，直到明清律的7篇20门体例，实际上都不是一种开放的体例，而是封闭的体例。 每一法典制定之时，都以为其篇名已经能够概括世间一切情况，都不会设想它将来会在体例上有重大变动或增删的必要与可能，都设想一劳永逸、垂范百世。 明清两代，把以前按犯罪种类而命名的法典篇名归纳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篇，认为所有犯罪不过是侵犯六部所管理的事务秩序而已，六部业务所及范围之外无有犯罪。 从法典观念上看，每一朝代都把本朝法典看作是尽善尽美的“一成不变”的成法，自认为自己已穷尽真理。 如秦始皇认为自己的法律，可以《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唐律》认为自己“今之典宪，前圣规模，章程靡失，鸿纤备举”，《大清律》则认为自己“折衷往制，垂宪万年”。都是自我感觉极端的好。 自《唐律》至《大清律》中关于“化外人犯罪”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法律的封闭性。“化外人”概念本身即体现了对异域文化与人民的不尊重。 3.国家机构设施上的封闭性。 中国古代机构设置尚“六”这个数字，暗含着一种时空封闭的观念。 从《周礼》六官到汉代的尚书六曹，到唐代以后的六部尚书，还有记载典章制度的“六典”，实际是从古人封闭的时空观念引申过来的。 中国古人从所认识的六面空间（天、地、东、西、南、北）或时间（天地+春夏秋冬），认为自己处于一个封闭的盒式空间与时间中。 “秦王扫六合”，不过是自认为打扫干净了这个六面盒子的空间。 从《周礼》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到明清的六部官制，以为这六官即可以包罗一切国家事务，但从来没有正规设立过一个类似“外交部”的机构。 虽然秋官司寇之下有“掌邦国宾客之礼”的大行人、小行人等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