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和海派.pptVIP

京派与海派 京派、海派 京派、海派是30年代南、北相对的两个流派是两个有各自的审美追求、创作方式、创作风格都比较复杂的创作群体。 京派 京派是指30年代前后活动在以北平为中心的的北方城市，集中在京、津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群。代表作家有：老舍、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凌叔华等。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北大、清华等大学里的师生，因此作品的学院派味道很浓，追求古典文化传统、文风古朴典雅。 京派 同时，作品带有理想化色彩，返璞归真，描写山水田园和理想王国。更多显示了北京古老文明都市的风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作品中更讲人情、人性和理想，提倡自然和传统。 海派 海派以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作家刘呐鸥（“新感觉派”小说最初的实践者）、穆时英（被称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施蛰存（将“新感觉派”小说引向深入的作家）和40年代活跃于文坛的被称为“上海都市代言人”的张爱玲为重要代表。他们的作品追求表现现代化大都市现代生活节奏，以更加务实的态度表现当时焦躁不安的人生情绪。 海派 更多的借鉴外国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技巧，注重感觉和印象，运用大量闪动的生活画。注重表现人的心理活动，努力呈现潜意识、性心理乃至变态心理。更多表现了上海的生活情景，表现金钱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影响和扭曲及都市人精神的高度空虚。揭露了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关系。 海派特点 海派与生俱来有着多元、创新、变异、时髦这四个特质。多元，就是海纳百川、中西合璧；创新，就是见多识广、富有创造；变异，就是注重变化，与时俱进；时髦，就是追逐时尚，引领潮流。然而，毋庸讳言，海派也曾有消极面，如崇洋意识、市侩心理、奢浮风气等。为此，上世纪30年代初期文坛发生了“京海之争”。 《论“海派”》 1934年1月7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海派”》，其中这样抨击:“‘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伸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 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盛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 将文坛的秽行都归结为海派 因慕渴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沈从文作为京派文人，在文章中虽然切中部分海派文人之时弊，但也明显带偏激，几乎一股脑儿将文坛的秽行都归结为海派。 曹聚仁《京派与海派》 ‘京派’和‘海派’本来是中国戏剧上的名词，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若大家闺秀可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亦可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落伍”；“海派文人无一是，固也。然而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街头往来，在市场往来，在公园往来，她们总是社会的，和社会接触的。那些裹着小脚，躲在深闺的小姐，不当对之有愧色吗？”此种迂回的辩解，极为巧妙。 徐懋庸《“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 “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末我以为‘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海派文人，多半以稿费为第一目的，故‘投机取巧’、‘见风转舵’等丑态，诚不能免。京派文人，则或为大学教授，或兼政府官职，凭借官僚机关而生活，基础巩固，薪金丰厚，自不至如海派文人那样之穷形极相，故亦不必‘投机’、‘看风’”；“商人和名士都要钱用。但商人用的钱，是直接地用手段赚来的，名士用的钱，则可来得曲折，从小百姓手中出发，经过无数机关而到名士手中的时候，腥气已完全消失，好像离开厨房较远的人吃羊肉一样”。这也是间接的反驳，可谓十分机智。 《申报·自由谈》和《大公报·文艺副刊》 《申报·自由谈》和《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主要阵地，一些文艺刊物也有所介入，相继亮相的重头文章还有沈从文的《关于“海派”》，曹聚仁的《续谈“海派”》，苏汶的《文人在上海》，青农的《谁是“海派”？》，毅君的《怎样清除“海派”？》，师陀的《“京派”与“海派”》，胡风的《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仰孟的《大学生与海派》，韩侍桁的《论海派文学家》，姚雪垠的《京派与魔道》等。 鲁迅《“京派”与“海派”》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