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写作基础的语言观——在南宁首届中青诗会上的发言.docVIP

作为写作基础的语言观——在南宁首届中青诗会上的发言 作为写作基础的语言观 　　——在南宁首届中青诗会上的发言 　　 　　在诗歌写作中，语言的重要性我们都十分清楚，大家都在谈论语言，但在我看，大家谈论的“语言”是不同的，就像盲人摸象，各自谈论的都是语言问题的一个部分，而且对于诗歌写作说，那是很小、很次要的部分。要弄清语言问题，首先要明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与言说的关系。 　　第一，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人从一出生，就接触到语言，父母的语言、周围人们的语言，然后上学读书，是老师的语言、书本的语言。出生伊始的那个没有语言干扰的直观的世界慢慢被扭曲了。可以说，我们是通过语言观察、思考这个世界的。索绪尔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如果离开了词语的表达，如果没有语言的帮助，思想就是一团毫无形状的、模糊不清的星云。的确，我们观察、体验世界，都不可避免地戴上了语言的眼镜，而且这眼镜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取也取不下，我们的存在已经与语言一体了。所以“眼镜”的比喻是不恰当的，应该说，语言是我们的眼睛，是我们的思维本身。熟悉了语言，想再回到那个没有语言干扰的直观的世界是不可能的，你能摆脱语言体味这个世界吗？不可能。在你默默体味时，头脑中还是有语言在说话，除非你什么都不想，想，就只能是用语言在想——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举个简单的例子，十进制。我们将一、二、三、四等数字所代表的那些事物称为“一、二、三、四”，到了“十”，为了计数的方便，我们发明了十进制，于是有了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如果没有十进制这种语言方式的帮助，“十一”“十二”“十三”这样的数字表示的事物我们得取不同的名称，从一到一百，我们要取一百个名称，到一千，要取一千个名称，那么我们将数不了多少数字，因为我们记忆不了多少名称。十进制帮助了我们的记忆和计数，但也混淆了事物的原始面目。比如我们想一想，“十一”中的那个“一”与“一”有关系吗？数字“十一”所代表的那个事物与数字“一”所代表的事物没有多大的关系，它不比其与数字“二”或“七”所代表的事物关系更近或更远。 　　再举个例子，词语的化分类。比如，中国化中常见的“梅兰竹菊”的并举。“梅兰竹菊”这四种植物（根据现代植物学分类，它们是一种蔷薇科、一种兰科、一种禾本科、一种菊科），它们是同类东西吗？如果说梅、兰、菊三种花卉尚有着物质形态的相似性的话，竹的形态却与之大相径庭。之所以将它们联系到一起，皆是由于化的历史隐喻的同一性在起作用，它们所具有的某种象征（高洁、淡泊、君子之风等）的相似性于汉语言集体成员的化契约，而不是这些植物本身的属性。但是我们这些中国人却把它们看成是同一类东西。如果将它们换成“梅桃竹艾”，我们就无法理解了。汉语的语言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察世界的方式，使我们成为了拥有相似思维的中国人，而另一种语言则会造就另一类人。这里顺便说到另一个问题，很多人害怕失去传统，被西化，实际上，传统就存在于语言（书籍和口头语）中，只要我们说的是汉语，就没有被同化的可能。为什么一个国家独立了，要发明自己的语言和字？为什么统一了，要“书同”，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说，语言中的概念、分类、判断、因果认知等东西影响并形成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语言就像一个玻璃罩，我们总在它的里面看世界，我们永远摆脱不了这个玻璃罩，走不到它的外面看世界。准确地说，这个玻璃罩和我们一起构成了“我们”，语言和我们一起构成了“我们”。语言导致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如其所是的这个样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语言即世界，语言即存在。 　　第二，语言与言说的关系。语言承载着人类社会所有的认知和思想，每一个句子里都隐藏着一个或数个思想家。当你说话的时候，不是你在说，而是历史中的他者在说话，很多死去的前辈同时在说话。语言就是他者言说的总和。你说“时间流逝”，那是孔子在说“逝者如斯夫”；你说“物我两忘”，那是庄周在梦蝶。故而在诗歌写作中我追求“不表达”“不言”，因为你的表达和言说常常是无效的，不为读者听到，读者在你的话语里听到的是别人的声音。有的诗人喜欢谈论“思想”，但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却看不到什么“思想”，有的只是他人思想的残渣，陈词滥调和鹦鹉学舌。你自以为说出了一种高明的思想，却不过是在复述前人的思想而已。“不表达”“不言”是努力消弭他者的声音，在直观中（这是相对于历史赋意而言的，没有绝对的直观）尽量使自己微弱的声音显现出。 　　很多人认为词语本义是指向物的，当它意指我们的感受时，它是真实的，其实不然。比如“疼痛”这个词语，我们是将很多看似类似的感觉统称为“疼痛”的——刀刺入身体的感觉、摔一跤的感觉、失恋后心里的感觉，等等。但这些感觉相同吗？尤其失恋后心里的那种酸酸的、麻麻的、像被虫子轻轻撕咬的感觉与刀刺的感觉大为不同。因此词语的同一性遮蔽了所代表事物的差异性，它需要不断的补充、说明。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