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艺术.docVIP

我的“梵皇渡路情结”——也谈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艺术 ??? 最近几年，电视台以及其他媒体不止一次专题介绍过我们国家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译制片的配音艺术。在若干部介绍配音演员的专题片中，我不仅重又聆听到老一辈配音演员的声音，还在荧屏上“再一次”目睹了尚华、赵慎之、李梓等人的风采，回忆和感慨竟使我每次都泪眼模糊。但每次看完那些专题片，我又都有一种缺憾太多的不满，特别是某几位“嘉宾影评人”，似乎对电影配音艺术不甚了了、谈话不时出现跑题，听到他们的话总有什么东西受到了亵渎的感觉（有一位嘉宾，每次都提到《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的孩子——今年22岁——看到这一段时笑着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配音简直就是一个丑闻”，他的话一点不错。我想，艺术鉴赏中两条最重要的东西一是趣味，二是标准。如果这两条都把握不准，最好还是不要妄加评说，免得误导他人——尤其是在当前这个趣味和标准日益丧失的时代）。　　我是一个“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艺术的爱好者”，不过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老套，过于平淡。有几位对我非常了解的朋友，常用这样的话戏言我：“你这家伙有‘梵皇渡路情结’，上海电影译制厂就好像是你的‘阿几里斯脚踵’，别人碰不得的”。话虽说得过了点，但倒也是事实。　　现在不妨与读者作这样一个约定：我所说的“配音艺术”，特指译制片配音艺术，而且专指上海电影译制厂（包括其前身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部）译制的影片，还可能会在个别场合提到由该译制厂制作的广播剧。将要涉及的配音演员——实际上几乎无一例外应被称为电影配音艺术家或艺术大师——除该译制厂全部演员班底外，还包括故事片厂所有参与过译制片配音的艺术家们。更广义一点说，还包括配音导演（早年的配音导演不太参加配音，如著名配音导演时汉威，据我所知他只在英国影片《冰海沉船》配了一句台词）、翻译和录音师等人。　　至于为什么要如此“约定”、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艺术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相关话题，我将留待本文最后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　　言归正传，先对所谓“梵皇渡路情结”做一点解释。　　上海电影译制厂在迁到上海永嘉路现址之前，曾坐落在梵皇渡路中段。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曾不止一次从南京赶往上海，口袋里的钱（还有粮票，而且必须是“全国”的）只够啃大饼（还不能尽饱吃），每次都是一连几天像瘪三一样徘徊在梵皇渡路上（晚间就跑到北站去找个地方蜷缩一夜），为的就是去译制厂门口“朝圣”。当时那种既神圣又神秘的感觉至今我仍能回味出来。老友资格龙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半个世纪不就是五个十年吗。”五个十年，似乎并不太长，回忆人生道路时，把过去的每个十年划分为一个阶段，与每一个十年相对应的生活内容仿佛就是昨天的事。但正是这看似不长的时间，磨蚀了我们多少激情，而我对配音艺术的热爱却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未见稍减。　　现在许多译制片爱好者谈及译制片，除了偶尔提到一两部20世纪50年代的老译制片外，基本上都是70年代以来的影片。对于他们来说，似乎这已经是一种怀旧了。这种感觉当然没错，因为译制片爱好者主要还是年轻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交时一大批配音造诣臻于炉火纯青的译制片放映时正好被他们赶上，而这段令人振奋的时期也毕竟过去二十多年了。当去“天堂似的电影院”看电影已逐渐被看DVD取代时，夹杂着某种伤感的怀旧情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我的这种（怀旧）情绪可以追溯到更早——当远比我年轻的一代爱好者通过简?爱和罗切斯特先生的对白进入李梓、邱岳峰的声音世界时，我对配音艺术的热爱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我对上海电影译制厂的感情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可以追溯到梵皇渡路，这确实是我一生难以割舍的情结。　　我庆幸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恰逢那个被现在许多年轻人误解了的时代。只要你真正有一颗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心，那时的天空是一片蔚蓝，彩霞比今天更绚丽。当今天许多具有较高电影鉴赏水平的“影迷”为得到（比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的作品而兴奋时，他能想到五十多年前，大部分新现实主义影片我已在电影院里看过（甚至早在1962年我已经看过塔尔科夫斯基的影片）吗？在某种意义上，我属于“电影的一代人”，也就是说，我对艺术的鉴赏力、我对一切视觉的东西的敏感乃至我相当一部分的良知是来自电影（在当今这个以好莱坞大片为表征的时代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艺术家在其中所起的媒介作用决不能低估。　　我的年龄早已超过“不就是五个十年”而进入第七个十年，虽然许多宝贵的记忆（仅就配音艺术而言）已被无情的岁月湮没，但对“不就是五个多十年”的记忆进行一次清算，恐怕还来得及。我不敢奢望自己这个帖子能“以飨他人”，但抑或能起一点“钩沉”的作用。比如，我在网上看到一则署名孙洁的《上海配音往事》的帖子，写得不坏，其中有不少弥足珍贵的资料。但帖子提到所谓197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