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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的社会组织功能 不管是秦汉以及之前的传统宗教，还是儒教、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它们本身的信仰诉求都是第一位的，即宗教功能盖过了其他社会功能。但是，这些宗教，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产生、传播、发展、衰落，都是以一定程度的社会力量和组织建制为依托的，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应的社会组织功能。本章主要述及作为宗教性社会组织的中国宗教团体的政治功能、宗教神职人员的教化功能以及宗教实体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影响。 中国宗教组织的政治功能 被称为制度型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它们的宗教组织即高度组织化的僧尼道士团体，可以被视为宗教型社会团体，根据其自身的宗教伦理、宗教道德、社会主张而主动影响社会和政治发展，或者被动地为其他阶级、阶层或利益团体所利用、改造而发挥意外的政治功能。弥散型的宗教主要有儒教、各种民间宗教等。前者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各个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在思想整合、社会教化、政治组织等多方面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功能；后者主要在民间社会传播发展，但是也吸收了儒、佛、道等宗教的很多教义资源，加上不同的民众利益需求因素，发挥了民间社会控制或者社会反抗的独特社会政治功能。 “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易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是对夏商周以来形成的祭祀型传统国家宗教的政治功能的概括。牟钟鉴先生认为，“这种传统国家宗教以天神崇拜、祖先崇拜和社稷崇拜为主体，以日月山川等百神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定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它的基本信仰是‘敬天法祖’。它没有独立的教团，其宗教组织即是国家政权系统和宗族组织系统，天子主祭天，族长家长主祭祖，祭政合一，祭族合一”。 夏商周时期，国家政权以“天”为信仰核心，通过对“天帝”、“天意”的阐释来神圣化、合理化自身的世俗政权。祖先崇拜与天帝崇拜往往合而为一，甚至天帝与人王发生血缘传承关系，使王权的神圣性得到极大的加强。在这个时期，政治、道德、伦理、信仰往往杂糅混合，共同指向政权的神圣合理性以及社会的稳定教化。“天下服矣”就是“神道设教”的祭祀型传统国家宗教的政治功能的集中体现。 尤其到了周代，祭祀型传统国家宗教的政治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周人宗教祭祀的“天命”有了确定的政治道德内涵：“敬德”和“保民”。周人的天帝不仅仅是王权的赐予者和保护者，同时又是王权的监督者和控制者：天子从天帝那里取得王权以后，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保民），实践伦理规范（敬德），才能得到“天”的持久信任，否则，“天”将发布新的天命，让别的有德者受命为王。这正是周武王伐商在政治神学上的依据：“王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后代周王也多有葆之以为自惕。 传统国家宗教以国家政权系统和宗族组织系统为其宗教组织，具有明显的政教合一的特点，这时政治功能便突出来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神化王权，加强统治。周天子制造“王权神授”的宗教观念和政治思想，给政权披上了宗教外衣，赋予了神学依据。这种做法直接为后代君主所继承。主要的做法有祭天和封禅两种。关于祭天，《汉书·郊祀志》指出：“帝王之事莫大于承天之序，乘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尽虑以建其制。”就是说，天子（君王）重视对带有天命的“天序”的祭祀，并将这种祭祀制度化。这种制度化就包括了天子对祭天的垄断权，通过垄断权来维护自身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威地位。贵族诸侯和平民百姓也各有自己祭祀的权限范围，不得僭越祭天。封禅其实是一种最为隆重的祭祀天地山川的仪式。周代作为封禅大典的只有泰山和嵩山，秦汉之后只封泰山。封禅往往是在改朝换代或者国事隆盛之时，也只有君王有权进行。其仪式是在山顶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曰封；在山下小山除地，报地之德，曰禅。其目的是通过报天功地德来永保皇朝天命。 其次，维护宗法制度，巩固统治。夏商周三代以来，宗法制度日益发达，历代政权都将宗教与宗法联系起来，作为巩固统治的双辅。周代根据大宗小宗的宗法等级制度，建立了宗庙制度，规定天子设七庙（太祖与三昭三穆），诸侯设五庙（太祖与二昭二穆）；大夫设三庙（太祖与一昭一穆），士设一庙，庶人则无庙而祭于寝。周代的宗庙制度祭祖之制，被历代帝王奉为典范。这样，宗教性的祭祀和宗法家族祭祖合而为一，从根本上巩固了封建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 再次，教化百姓，威令天下。《管子·牧民》中说：“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又说：“不祗山川则威令不行”。这就阐明了作为传统国家宗教组织的王权，通过祭祀山川、崇拜宗庙等仪式来达到“顺民之经”和“行威令”的统治人民以及有效施政的政治目的。而且，宗教和宗法制度中的许多道德律令，正是通过王权的大规模或者长久的宗教信仰活动来传播、推行和强化的。 二、儒教国教化后的政治功能 三代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