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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资料 宗璞，1928年出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又得外国文化长期耳濡目染，她的作品蕴含着东方传统哲学文化和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的精神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高雅格调。主要作品有小说《红豆》、《鲁鲁》、《三生石》等；童话《寻月记》、《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等；散文《西湖漫笔》、《奔落的雪原》、《花朝节的纪念》、《三松堂断忆》等。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组成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是其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2008年4月，凭《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锦心绣口受病魔 2000年荷花盛开的盛夏，宗璞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2卷《东藏记》。这部小说耗去了她7年的精力，加上写作首卷《南渡记》的3年和中间停顿的5年，两部小说前后用时15年。 宗璞自幼多病，经历过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左手因放射性治疗的后遗症，臂丛神经痛，已无举纸之力。《东藏记》的写作开始不久，又遭遇了视网膜脱落的厄运，虽未失明，却已无法阅读和用笔写作，所有作品均由口述而成。这对于线索纷繁、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是何等困难！ 呕心沥血，一点一滴、一勾一划地塑造着自己心爱的“野葫芦”，宗璞说她“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首自述生平的散曲，唱出了宗璞的执著、顽强和创作的艰辛。 八年鸿雪记双城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亡国之痛、流离之苦，父辈师长们于逆境之中弦歌不辍，坚忍不拔，给宗璞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就想写一部反映中国读书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的长篇小说。”《红豆》被打上“毒草”的标签，此后10多年，就“未动笔”。宗璞说，“小说是作者灵魂的投入，是把自己搅碎了，给小说以生命。而且我要表现的不只是我自己，是一个群体，一个时代。”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变，“野葫芦”的种子在宗璞心中发了芽，长了枝叶，小说的人物也在她心里经过了千锤百炼，有了灵性。考虑再三，她决定放弃英国文学的研究课题专心写小说。 宗璞60岁生日时，她的《南渡记》即将出版。父亲冯友兰为女儿拟了一副寿联：“百岁继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下联说的就是宗璞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该小说最初名为《双城鸿雪记》。 《东藏记》写完了，《西征记》又开始。宗璞说，西南联大的莘莘学子投笔从戎，奔赴疆场，他们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圆“北归”之梦。“写到现在，日本鬼子还没有打出去呢，若停笔，可怎么甘心！希望我的身体争气。” 松堂依旧风庐冷 岁月的风尘霜雪不仅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宗璞饱经家事变故，没有抱怨，也不急躁，她以家族遗传给的温婉沉静，迎接着生命长河中的一波又一波。 三松，三松堂，那是冯友兰先生的代名词，宗璞称之为“风庐”。2004年的阳历2月3日。晴，冷。宗璞穿着厚厚的中式棉衣，与我（叶稚珊）坐在她丈夫蔡仲德先生的书房里聊天。这是一间不大的向阳的房子，三壁环书。蔡先生因病住院，桌上已不见文房用具，电话在桌上就显得很醒目。 谈话间几次有蔡先生的电话来，宗璞轻声告诉他，“下午会到医院送粥”，声音很温和。大约10年前，宗璞大病，住院很长时间。“蔡先生的弟弟曾寄旧书《粥疗法》，当时蔡先生在每个探视日都为我送饭。” 燕南园与北大的其它住宅区一样，有统一的供暖系统。“可能是因为房子年久、高大，不甚暖。”宗璞说她受了凉，会犯气喘病。蔡先生一介书生，研究音乐美学，本无心俗务的，“坚持为老房子装上土暖气，为我亲燃人间烟火。他亲任火头军，穿戴起工作服衣帽，上下台阶，填煤铲灰，辛苦是当然的。”不几年时间，却轮到宗璞在每个探视日为蔡先生送粥，哪怕放下自己视为生命的写作。 宗璞说起很想到我（叶稚珊）家里看看，我（叶稚珊）说当然欢迎，希望她能和蔡仲德先生一同来。宗璞一怔，“那当然太好了。”说这句话时眼光中有于她很少见的游离黯然。2004年的2月13日，蔡仲德先生走了，留下宗璞一人守风庐。 文脉代传日日新 心隐隐作痛，希望能在不经意间让宗璞暂忘不能改变的现实，“白米斜街3号”，自然成为最适宜的话题。这个地方有她童年中一小段温暖珍贵的印记，果然，我（叶稚珊）在她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点点不易察觉的变化。 白米斜街3号曾经是张之洞故居。宗璞说上世纪30年代初，当时张家的后代急等用钱，要价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