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商业化对大学教育利弊.doc

完售出去。学校不再黑暗，而是在市场经济面前一块该有的遮羞布都没有，彻彻底底光得一 商业化是指以生产某种产品为手段，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行为。 大学商业化应该是指将大学教育当做是一种商业行为，是一种投资行为。 从两方角度看，一方面是商业化办学，一方面是商业化求学。 商业化办学：学校以市场需求为指导任意开设专业科目以扩大生源，减少公共基础课教育，过分强调“职业技能教育”，忽视理论基础； 学费、学杂费极度增加，甚至形成只要有钱就可以读大学的状况； 学校内部商业广告比比皆是，商业气息深入校园文化，例如：拉赞助、拉横幅，甚至促销会也开进了校园。 商业化求学：学生读书只为拿学位、考证书，积累人脉，为找工作、有一技之长，功利心太重。 刚出炉的QS公司世界大学排行榜显示，本地历史最悠久的马来亚大学今年再度跌出200强，从去年的第180名滑落至第207名。这再次遭到朝野学者及舆论的批评，并引起不少人士的关注。有人说这次的排名滑落显示本地大学再次面临危机。其实这排名真的那么重要吗？民众关注本地大学的发展是好事，然而本地大学企业化的危机却鲜少引起各界关注。1994年，马大被建议企业化时，群众强烈的反弹令计划不了了之。可是，本地大学企业化的计划却没被终止过。资本家取巧的从基本福利慢慢下手至学术领域。如今，大学企业化的迹象已经非常显明。1949年，马大创立于新加坡，而吉隆坡分校则在1962年成立。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马大总校搬迁至吉隆坡。这是国内第一间拥有大学资格的国立学府。当时马大拥有管理大学的自主权，高教部只扮演着拨款的角色。当时的学生与教授及行政人员有同等的决策权，为福利、学术、遴选副校长、大学评议会、大学理事会、财务等大学事物做决定。因此，除了学业之外，学生可从决策大学的过程中，培养出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另一方面，私人学院于50年代开始出现。但是，当时只有国立大学有权颁发学士学位证书，而私立学院只提供社会技能科及让学校落第生获取一些基础证书。因此，基本上这两个资源和课程不同的学府是没有冲突和竞争的。现今的大专生失去做决策的权利和意识，其中一个原因是学生运动没落后，大专生不再为社会付出。如今，大专生还沦落到不重视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学术商业化及福利政策。他们只寄望高高在上的行政人员。其实大学和社会一样，是不应该有阶级之分的。然而我国国立大专的情况却是行政人员高高在上，学生只是听命于行政人员。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探讨历史，究竟学生是如何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用行动来为自己和社会打抱不平。60年代的大马是处于左右翼的斗争。左翼的有社阵和马共，而右翼则是联盟，即现在的国阵。在国际局势，则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斗争。当时，学生和劳工参与改革社会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也许是因为过去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经济风暴、贫富悬殊等衍生的社会问题，这些革命分子比较倾向于左派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当时，多数的马大生来自贫穷家庭，因此他们更能体会穷人的困境。身在左右派斗争的社会环境下，马大生意识到学生的力量有助于改革目前的经济状况。当时，无论是民族、社会、或回教主义的学生，都能团结一致为弱势群体斗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直落昂开拓土地，农夫被驱赶的事件得到学生强烈的关注。学生在这斗争里察觉到改变制度才是改善社会的主要方式，于是他们在1969年全国大选期间展开巡回讲座，向人民发出竞选宣言。他们主要以农民、劳工、城市贫穷者的利益为斗争目标，因此获得不少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政党是以种族斗争作为竞选宣言。1969年5月13日，联盟第一次输掉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敦拉萨、马哈迪、哈伦等中产资本家不满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无法顾及他们的利益，乘机制造种族暴乱来转移人民视线，以推翻首相政权。在国家宣布戒严期间，敦拉萨掌权的国家行动理事会来控制着整个国家的局面。变相的军政府在不民主的制度下，敦拉萨等人成功落实新经济政策。到目前为止，巫统仍然宣称该政策是帮助贫穷马来人，但实际上这是制造更多经济精英份子的阴谋，其后果就是贫富悬殊鸿沟扩大。513事件过后，政府开办理大和国大以满足本地教育的需求。大学的增加也凝聚更多的学生。由于联盟担心学生运动再次动摇政权，时任教育部长敦胡仙翁成立《大专法令》以限制学生结社、言论、行动、参政、学术等基本权利。与此同时，学生不再和学术人员、行政人员一起为校园政策做决定。这项恶法引起大专生强烈的不满。大专生也没因这恶法而失去为弱势群体斗争的毅力。他们更积极参与了打昔乌达拉与华玲事件。政府意识到学生与人民力量的结合，并援引《内安法令》逮捕主要学生领袖。政府也修改《大专法令》，更进一步的剥夺学生基本权利。最终，学生运动开始陷入了低潮。学生不能为自身事务与学术、行政人员做决策，使到他们之间出现鸿沟。他们慢慢不再为人民的痛苦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