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谈大黄——兼与沈自尹院士商榷.docVIP

1．关于大黄的别名 　　沈自尹院士在《北京晚报》2002年12月26日发表了“宫廷大黄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一文，首先提到“大黄古代亦称黄良，言其疗效良好，性质良好也；又称将军，言其能戡定祸乱，是救民于水火的将帅，并将大黄、人参、附子、生地喻为佛教中的四大金刚”。大黄的确有许多别名，其中也确以“黄良”、“将军”最为人知。为什么别名“黄良”？张锡纯说：“《神农本草经》谓其能‘推陈致新’，因有黄良之名。”（《医学衷中参西录.大黄解》），一语破的。如果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因为大黄虽有推陈致新，祛邪扶正之力，但不若巴豆、甘遂之类峻烈。如果说“黄良”就是“疗效良好”，则人参、干姜、附子、石膏……用之对证，哪一味中药不“疗效良好”？何得为大黄一药所独专？大黄有“将军”之名，则以其“迅速见走，直达下焦，深入血分，无坚不摧，荡涤积垢，有犁庭扫穴之功”（《本草正义》）；“主通利结毒也，故能治胸腹满、腹痛及便闭、小便不利，旁治发黄瘀血、脓肿”（《药征》）；“气味重浊，直降下行，走而不守，有斩关夺门之力，故号为将军”（《药品代义》），“推陈致新，去陈垢而安五脏，谓如戡定祸乱以致太平无异，所以有将军之名”（《汤液本草》），无非是言其药性及作用，推陈致新，攻坚破结，俾邪去而正安而已，怎么竟被扯上“救民于水火”来？至于说古人将大黄、人参、附子、生地喻为佛教中的“四大金刚”，不免有望文生义之嫌，不知出于何人何书？我读书不多，只知道明代张介宾曾称大黄、人参、附子、熟地为“药中四维”，以大黄、附子为药中良将，言其攻邪之力；人参、熟地为药中良相，誉其扶正之功（《景岳全书.本草正》）。良将良相何时竟和佛教中的“四大金刚”扯上关系的？请沈院士有以教我。 　　2．大黄是补药还是泻药 　　这本来不算个问题，不懂医的老百姓也能答出来，但是，大谬不然，例如前些年，有位中国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当李约瑟夫人问他大黄的作用是补还是泻时，他的回答居然是：“有一点补”。这个小故事后来还收在他写的一本书里。沈自尹院士则写道：“宋代名医张之河也是应用大黄的能手，他提出‘养生当论全补，治病当论药攻，通下才可以补虚的观点，并明确指出阴虚则补之以大黄硝石’”。宋代没有名医叫什么张之河的，倒是金代有位名医叫张子和，他确实提出过“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用药攻”的观点，也确实说过“阴虚则补之以大黄硝石”。但是，张子和的本意是因为世俗喜补而畏攻，但病是由邪气强加于人而起，所以“先论攻其邪，邪去则元气自复”，如果邪盛之时畏攻用补，那就等于资寇助粮；只有攻邪，才是有效保护元气的方法。所以这种“不补之补”，才是“真补”。也就是说，张子和之论，是为了补偏救弊。不过他的话失于偏激，“阴虚则补之以大黄硝石”是因为热邪劫烁津液，用硝黄撤去其热，阴即受到最有效的保护，但这并不是说大黄芒硝真有补阴的作用。我们评介古人学术观点，要有分析，要有批判，而不是不负责任地照抄出来，否则还叫什么“研究”？只能是误导。 　　3．大黄治疫 　　有关“疫”的记载早出于《伤寒论》，《素问遗篇.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和他差不多同时的曹植在其名篇《说疫气》里说“建安二十二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彊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沿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联系到仲景原序中说的“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未及十稔（不到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可知《伤寒论》的主要内容是疫病即急性热性传染病的证治。 　　《伤寒论》阳明篇的白虎承气二方，就是疫病（当然也包括感染性疾病、杂病）的有效处方，白虎汤是清法代表方，承气汤是下法的代表方，疫病到了阳明阶段，得清下二法而解者，柳宝诒说“十之六七”，实际上恐怕还不止此数。也就是说，疫病治法是包含在《伤寒论》中的。但后世明确提出“疫病”的概念，还是一种进步，是对仲景之学的继承和发扬。 　　现在再回到大黄的话题上来： 　　用大黄治疫，始见于《元史.耶律楚材传》。其时元军南下，军旅中出现疫病，耶律楚材让大家服大黄得愈。是什么样的疫病？《元史》说是“土疫”，五行中脾胃属土，可知是消化系统染病。其后若干年，在《丹溪心法》中，有“人间治疫有仙方，一两僵蚕二大黄”的记载，丹溪不以外感病见长，这张方子，是否与《元史》上述记载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明代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出，大黄之用，本为逐邪，邪热是疾病的本质，结粪只是邪热内结的现象，所以不能等到结粪形成才用下法，贵乎早用大黄，频用大黄。当然他也分表里，但温疫热变甚快，初起一二日，服达原饮一服，早晨还苔如积粉，中午苔就可能变成黄色，这是邪毒传胃，这时就要在方中加大黄了；午后舌黑生刺，鼻如烟煤，便当急投大承气汤。这样的认识，别开生面，是宝贵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我在农村、工地工作时，多用此法。 　　石某，男，40余岁，在春耕会议期间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