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的价值取向.docVIP

刑法修正案(八)传递三大信号 　　剑指“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于8月28日至9月30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草案的四个“首次”引人关注———首次减少死刑、首次限制死缓减刑、首次规定宽宥老人、首次写入社区矫正。 　　四个“首次”对刑法典意味着什么？四个“首次”对中国法治进程又意味着什么？社会公众又能从中读到什么？ 　　就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光权为本报撰文，释修法大义：刑法修正案(八)将改变中国未来刑事立法的惯性思维，将改变严刑峻法的重刑主义思想，将体现中国刑法坚守的宽严相济这一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周光权教授同时认为，此次修法还体现了刑事立法向“传统回归”以及与“社会合拍”的思路，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刑法修订，也将推动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 　　刑法基本价值取向变化 　　此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拟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我国以前的刑法立法，基本上都是在做“加法”，死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刑罚总量加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暴力犯罪不断涌现，动用刑罚手段似乎更为符合我们的惯性思维。 　　在这种情况下，纵观最近30年的刑事立法，一直有个特别大的压力，就是死刑的增加问题。尤其是在增设新罪时，很多人在立法时就会考虑到这个罪名要不要挂死刑。所以增加而不是减少死刑，一直是立法时难以绕开的问题。这也和我们的重刑主义思想有关系，中国从封建社会发展过来，严刑峻法的思想有些影响；另外，死刑在发挥其威慑功能方面，的确有民事、行政法律难以比肩的效果。所以死刑罪名一直降不下来。 　　这次下定决心取消13个死刑罪名，对中国未来立法的影响是积极的，表明了中国刑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一方面，在增设新罪时，不会动不动就设死刑。刑法立法并不是只有重刑主义一个进路，并不是只有一种做“加法”不做“减法”的思路，并不是只有一种严厉的思路，有的问题换个角度去思考也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也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对死刑问题一直都很重视，除了司法机关慎重适用死刑以外，立法上也致力于严格限制死刑罪名。 　　这次削减的死刑不涉及贪污、贿赂罪。客观地说，和普通经济犯罪比较，贪污、贿赂罪有一定的特殊性，其除了有侵犯财产的性质外，还有损害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公正性的成分，动摇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信赖，甚至动摇我们的执政根基，因此，和市场交易中出现的经济犯罪相比，危害要大一些。因此，把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问题，和一般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相提并论，本来就是有问题的。此外，在中国，贪污、贿赂罪死刑的适用非常严格，除了有数额上的特殊要求之外，还要求情节严重，所以即使保留了死刑，也不会导致刑罚的滥用。 　　在今后合适的时机，是否可以考虑取消贪污、贿赂罪的死刑，也是可以讨论的。并不是说这次没有取消，以后就要永远保留。但废除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一定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至于暴力犯罪死刑的废除问题，在未来中国的相当长时期内，可能不会提上议事日程 法制传统的回归 　　刑法修正案(八)对死缓的减刑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死缓和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期是差不多的。死缓罪犯的平均服刑期大概18年，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平均服刑大概15年。但死缓是非独立刑种，是死刑执行方式的一种，本来和无期徒刑有天壤之别，我们通常说“生死两重天”，但死缓的实际效果和无期并没有多大差别，所以这次对死缓减刑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数罪并罚的最高刑这次提高到25年，这应该是30年来第一次作出修改。1979年刑法就规定了20年，一直维持到现在。这个修改是和前面取消一些死刑罪名配套的，这样修改后，死刑减少，数罪并罚的最高刑期提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缓死刑取消的压力。 　　死缓减刑为无期徒刑或20年有期徒刑并由法院决定不得再减刑的罪犯，这次规定实际执行刑期20年以上或18年以上，可以假释。 　　这主要是考虑到对死缓减刑一次后不得再减刑的罪犯，他们实际坐牢的时间至少20年，应该给其出路，而不是把“牢底坐穿”，以和这次刑罚结构调整的其他规定相衔接。 　　这次刑法修改在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从宽的方面作出了比较大的改变。实际上，刑法中三种人需要特别关照，老人、儿童和妇女。老人和小孩，因为年龄决定了他们的判断力、对社会的认识、控制能力都弱，所以需要特别保护；妇女因为生理的原因，也需要特别保护。 　　中国刑法对未成年人是有特别规定的，对于老人缺乏这样的规定，所以这次作了特别规定，75岁以上不适用死刑。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过程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对于老年人，应该到70岁就可以不适用死刑了，根据有关部门统计，70岁至75岁的人犯重罪，被判处死刑的极其罕见，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针对这样极少数的人设立死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