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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皇储教育的体系建构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张俊普 430079） [摘要]：皇储的教育在历朝历代都是政治中的重要课题，有明一代，由于皇权的高度集中，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因素都不容许出现，因此太子也就自然失去了独自拥有东宫体系的权力。明代的皇储教育是以书本知识的传授为主要手段而在其中又尤重儒家经典，侧重于君德养成的教育，迷信于储君的道德而忽视实际治国能力的培养。皇储在明代没有历练政事的机会，这造成了明代诸君的迂腐和无能，难以有效地治理国家，对整个明代的历史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 皇储教育 德行 在我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君主政体的确立使国君处于整个政权体系的最高峰，特别是明代以后，君主专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皇帝统领万民集权于一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国家大小事务悉决于上，国君在整个政权运作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因此，作为万民之首的君主的素质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国君是否具有安邦定国的才能直接决定着王朝的兴衰，中国历史上不乏明主开创一代盛世而昏庸之辈断送江山的铮铮明鉴。但是，并非每一位君主都天生具有超凡的才能，对君位的继承者进行必要的教育就显十分重要。 自夏代以降，家天下的局面开始流行，君位从禅让异姓转为一家一姓的世袭，之后更是确立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1]的嫡长子继承制。皇位的获得不再取决于自身所具备的能力、德行而由天生不可改变的身份地位所决定，作为嗣君的素质就得不到了绝对的保障。自然，在历史长河中也有朝代的更替，皇家的易姓，但除了各朝的开国君王和个别中兴之主外，大部分后继之君都缺乏一个有效的成长锻炼环境，那么，如何使这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寺之手”的皇家后辈成长为具有雄才大略的治国良才就成了历代政治中的重要课题。皇储教育一直得到历代的特别重视，“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正而天下定矣”[2]的观念更是深入人心。明代以后，君主专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相应地，君位对君主能力的要求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对嗣君能力的培养在明代自然也就备受关注。 一 、 明代皇储教育的机构设置 朱元璋出身贫寒，起于行伍，一生历经忧患。他深恨自己年轻时没有机会进学读书，因此，十分重视对太子的教育，况且他深知“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之子，系一家之兴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将有天下之责也”[3] 。所以他要求宫官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4] ，并特意在宫中建大本堂“充古今图籍其中，召四方名儒训导太子、亲王。诸儒专经面授，分番夜直”[5] ，“诸儒迭班侍从，又选才俊之士入充伴读，时时赐宴、赋诗，商榷古今，评论文学”[6] 。希望皇储能够多读圣贤之书，精通治国安邦之道。 历代的皇储教育体系中，立保傅，入国学教育和历练政事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朱元璋以古为师，自然会从古制的各个方面入手构建皇储教育的体系。立皇太子之后，他就接受了群臣的建议设置东宫官署，立三公三少等教导太子的官员“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掌以道德辅导太子，而谨护翼之。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掌以太子以观三公之道德而教谕焉。太子宾客，掌以太子赞相礼仪，规诲过失”[7] 。另有专门负责太子日常辅导的詹事府“有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左右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副使，同知左右率府事，谕德、赞善、文学、中舍、正字、侍正、洗马、庶子等官”[8] 。 若仅此观之，朱元璋的建制与以往并无不同，实则不然，明代的东宫建设与历代有着截然的差别。 朱元璋所设的东宫官属并非专门的辅导太子的官员，在明代东宫不别设官僚，三公三少皆以勋旧大臣兼之，是一种加官、赠官，东宫官是表彰功臣的荣誉性头衔。同时，肩负实质性辅导任务的詹事府也是形同虚设，詹事府的谕德、赞善、宾客、丞率之属，权位不尊，声望不重，以之辅翼太子，各有其职，而谕德并非其专任。洪武元年，朱元璋亲征，留太子监国，命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分兼少师、少傅、少保，左都督冯胜兼詹事，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当时，李善长、刘基、章溢皆朝中重臣，徐达、常遇春又忙于征战，令他们兼领众职，教育太子的功效是可想而知的。到了洪武二十二年，则是由公、侯冯胜、孙恪等分领三公，吏部尚书詹徽兼少保，刑部尚书杨靖领宾客。永乐初，更是以公领三师，尚书、侍郎领少詹事，学士解缙等兼坊学士、庶子、谕德、中允等官。就连教育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詹事，在明代也并非专设而多由他官兼任，“天顺以前，或尚书、侍郎、都御史”[9] 。况且，在明代詹事不仅总揽詹事府各坊、局之事务，还要与坊、局翰林官轮流进讲，难以专门对太子进行教育。 这样的设置造成了詹事府与翰林院官衔相兼，职事相通，机构混同，加上三公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