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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性科技之風險溝通 以基因改造工程為思考點 目次壹、前言：風險溝通之重要性 貳、風險溝通涉及的領域與風險溝通的主體 參、結論 壹、前言：風險溝通之重要性 生物安全議定書第13條公眾教育和認識指出：締約國應促進和鼓勵對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及所需要的措施的理解，並通過大眾傳播工具進行宣傳和將這些題目列入教育課程；酌情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合作制定關於保護和持久使用生物多樣性的教育和公眾認識方案；但是這樣方式仍然是從既有的模式將風險評估與風險溝通分開，亦即，一方面以單一、傳統的自然科學方式之風險評估為基礎，另一方面認為在這樣的科學基礎下只要對大眾進行教育宣傳，就會達到風險溝通效果。事實上，此種單面向的教育宣傳這對某些科技爭議的問題，如科技對生態衝擊的風險議題是有效的，有增進公眾對當代因工業汙染、溫室效應或科技發展造成許多物種瀕臨滅絕的危機之理解。但對於某些高度風險爭議的科技與其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效應，此種上單面向的面向的風險溝通與宣傳時相當不足的，例如最明顯的，莫過於基因改造活性體因跨境轉移（如輸出入不同國家與地區）可能造成的生態衝擊，在未通過嚴格風險評估與管理前，一旦釋出於實驗空間之外的自然界，對現行物種、菌種的衝擊難於掌握，其可能發展為毫無天敵的外來強勢種，而造成不可預料的嚴重後果或生態災難。 因此對於此種爭議性科技於其所產生不確定性的問題，除了要進行多元領域之自然科學風險評估之外，也應進行我們開放性、社會科學式的風險評估，就科技爭議與不確定性部份進行公共領域的學習、溝通與價值判斷，由社會公眾對科學爭議進行雙向式的理解與溝通判斷，在多元領域與價值的思考、批判下，逐步建構出社會對於不同高科技風險爭議的處理能耐，而發展出整體風險評估的治理策略。 同時，在這過程中一個健康的科技社會，在面對越來越多不同領域的科技與風險爭議學習過程中，將培養人們逐步理解人們在當代高科技風險時代中，要的不是單一科技的安全問題，而是對未來的選擇、未來的世界圖象的允諾。 貳、風險溝通涉及的領域與風險溝通的主體 以現代科學評估的角度來講，或由後常態科學(post-normal science)的角度觀之，由於當代科技引來的爭議具複雜性與高度不確定性，因此必須發展具社會基礎開放領域之風險評估，而社會公眾是風險感知與風險溝通基本上便成了這種風險評估最重要的元素，因為公眾的風險感知與溝通所依據的是當時社會領域，包括法律、倫理、社會等所形成的不同價值基礎，而這些價值基礎將影響公眾對爭議性科技的判斷。換句話說，積極的風險溝通並非單純的僅由國家或科學界單方面、由上往下的教育宣導，這種舊有的風險溝通模式最常碰見的是問題是，公眾寧可由其他管道獲得資訊判斷，而對這一類的風險資訊往往充滿高度的不信任。因此，發展一個多元領域、開放性的風險溝通，便成了相當重要的課題。 風險溝通基本上有兩個重要地思考點，一是風險溝通涉及的領域，二是風險溝通涉及的主體。風險溝通涉及的領域包括了風險資訊的傳遞、公眾的參與與涉入、公眾對科學的理解、媒體對風險的報導與論述、技術官僚的風險論述、科學家的風險論述等等。而這些領域的溝通主體不外正是這些領域的行動者，包括國家技術官僚、科學專家、社會公眾、媒體、社會運動團體或代表團體等等。不同風險溝通的主體將影響不同的風險溝通效果，尤其影響公眾的風險感知與價值判斷。 風險資訊的傳遞相當重要，公眾對於風險資訊的獲取與信任是相當敏感的，根據研究指出，公眾對於風險資訊來源、認知與價值接受有著高度的脆弱性(Miller 1999:34)，因此一旦釋出不完整了風險資訊，例如黑箱式作業的風險評估結果，往往造成公眾在態度上了存疑；一個開放式、透明式的風險資訊平台，相對的反而是相當重要的。而公眾對科技爭議一開始的參與涉入，往往有助於其對風險資訊、與爭議性價值的學習與判斷，由於透過適度的科技評估參與，產生了社會自主的判斷過程與標準，因此一方面能大幅提高公眾對風險資訊的信賴程度，另一方面也能增進公眾對於科技爭議的理解性，發展出積極的社會效果(Renn 1991:287; ; Slovic 2000 b:236-38)。 科學界有時就公眾對科技風險產生某一程度的誤解往往不能釋懷，其問題的癥結就在於科學界習慣於單方面的科學宣導與教育方式，認為公眾只要接受正確的引導，就能夠對科技產生正確認識；然而我們往往看到的是反效果。這種缺乏雙向、互動式科技與社會的溝通，或排除公眾參與科技評估並納入社會多元領域的價值判斷，也使得科技發展缺乏正當性。因此，世界先進工業科技國自1990年代中起已注意到這個問題嚴重性，紛紛發展不同的公眾參與或涉入科技評估機制，就風險溝通的實施步驟來說，國外制度公民訴訟、公眾參與程度、公民會議、公聽會、計劃環境影響評估模型到政策評估模型，更納入社會相關代表團體的參與（如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