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doc

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 ——《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 章 清 内容提要 “自五四运动以来”，早已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各种“回忆”所建构的“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也明示了“五四”的影响。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下，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有不同的看法。透过几个个案，一是已走出校园者，一是在校学生，可以发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有差异，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而“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亦可帮助后人更好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中心”在向“边缘”渗透，“边缘”也发生着向“中心”的认同。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 中心 边缘 不知从何时起，“自五四运动以来”，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描绘个人的成长，揭示社会之变迁，往往都离不开这样的开篇。这样的叙述方式，无疑都在明示“五四”的影响力，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分水岭地位。近些年，情况才稍有所变。不乏学者持有这样的看法，“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很显然，打通“晚清”与“五四”，多少可以从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认识“五四”（自然还远谈不上“长时段”），也动摇着历史叙述的架构。不宁唯是 对此，似有必要进一步申论。关键在于，对于“影响”的探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事件的参与者，关注的是“有”；而不受此影响的却成为“失语者”，皆归于“无”。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林林总总的“回忆”，所提供的即是“有”的情况。对《新青年》的“阅读”也是如此，各种“回忆”建立起“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的叙述模式。然而，同样可以基于“无”展开叙述，因为阅读的“时日”，同时也在证明此前未曾“接触”《新青年》。这样的音调或许不那么“和谐”，却也有所浮现。190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偏僻小镇的王凡西即表示，“北京学生们的‘闹事’，则连我们‘最高学府’里的老师也不曾注意。十余岁的小孩子当然更是茫无所知。”知道这件事，乃至受这运动的影响，已是一二年之后了。生于1930年的余英时先生也言及，在故乡安徽潜山官庄乡这个典型的“穷乡僻壤”度过的八年岁月，不但没有现代教育，连传统的私塾也没有。在其16岁以前，根本不知“五四”为何物。生活于偏僻之地，不知“五四”，倒容易理解。不过，别的情形却颇耐人寻味，1922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有这样一题——“试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据《学生杂志》一篇文章透露，以“五月四日开运动会”解释“五四运动”的考生，“很有几位”。研究的情形也并不乐观。伍启元著《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4年由现代书局出版，《清华周刊》登载的一篇评论就指出，近几十年所发生的“或者只有春秋战国时代才能相媲美”的空前的思想变动，“不幸得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本书，能将这个复杂撩乱的情形，撷英咀华，作简短握要的介绍。有之只是几篇不尽不实的论文，散见于各报章杂志，这又怎能满足青年的希望呢！”这样看来，关于“五四”的影响，仍是有待深入检讨的问题。 论者曾提出关于“五四”的记忆问题，指出“1919年事件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都学会了相当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记忆。”曹聚仁在回忆中即坦诚：“我之回忆五四运动，已在五十年后，用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座纪念碑，观感自有不同。”事实上，担心五四被“遗忘”，也算得上持续不断的声音。1935年5月，胡适接连写下关于“五四”的两篇文章，原因无他，“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到50年代的台湾，作为“五四后期人物”的殷海光更发出这样的叹息声，“五月四日这样重要的节日，几乎被人忘记了！”“记忆”与“遗忘”，或许正构成“后五四”时代的历史基调；“五四”的历史也由此“建构”。 这也是本文提出基于“中心”与“边缘”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由所在。依拙见，如能在更为广泛的视野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能提供新的视野。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所呈现的“多歧性”特质，今日已成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共识”。这既有助于推动从“边缘”看“中心”，展示更多的图景，同时也表明，针对所谓的“边缘”立说，并不容易，很难提供全方位的视角。故此，本文对此的检讨，所提供的也仅是私人的阅读经验，试图透过几个个案，分析《新青年》所象征的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内中不只关注新文化是如何传播的，还期望能展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阅读”《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所发生的“变异”。这样的“图景”与“中心”所展现的无论是否相似，或都有俾呈现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也更为全面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一、《新青年》作为“中心”的确立 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