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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都市计划的新理念 作者:李 芸 现代城市规划作为区域发展计划的一种类型，其内容的变更和战略理念的转型是和区域发展理论乃至国家发展观念的调整相同步的。国际范围的城市规划体系从早期侧重建筑外形到重视经济发展计划，再到后来强调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的协调控制，也是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的。 20世纪中叶，区域发展观的内涵拓宽和战略计划目标的转变，较典型地体现在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确立的发展目标的变更上。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开始时，秘书长吴丹概括地提出：“发展=经济+社会变迁”这一广为流行的发展公式，事实上是以经济为核心的。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视野的扩展，6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也感到，发展虽是生产力的提高，但这是一个“可以无限延续的连续的过程”，包括多种多样的促成因素，其中“社会学的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观点在随后的国际发展战略中得到了确认。在1970年10月通过的“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的大会决议中，提出：“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为了使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在工业与农业、贸易与财政、就业与教育、卫生与居住、科学与技术等领域中——采取以共同和集体行动为基础的全球发展战略”。 80年代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多次提出并强调了“内源发展战略”，再一次在全球范围内突出和推广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7-1982年的社会发展计划中，正式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内涵发展”方案，随后在1984-1989年度计划中，又列为向发展中国家广泛推行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一理论将社会发展资源的方式分作两大类：经济物质的发展是外源，人自身的发展和文化、价值观的进步为内源，而社会发展必须“致力于使文化和人类价值的多样化”，强调人类才是“发展的促进者和目的”，内源发展以人为中心，是提高人类和文化价值的事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5召开的以“内源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为题的专题讨论会上明确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就模式来说它必须是基于人民的文化本性从内部形成起来的；就最终结构来说它必须以满足居民的实际需要和渴求来为人民服务。”因此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专家的密切配合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专家们制定了衡量社会发展的新标准——“人的发展指数”（IDH）。这些指标考虑了许多因素：评价寿命、扫盲、教育、健康、失业、城市化、军事开支、工资和过象样的生活所必需的收入，等等。 在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较早意识到社会经济统筹发展以及人力资源优化的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A·刘易斯。他在代表性著作《发展计划》中探讨城市发展计划时曾指出：“一个好的发展计划应该提出一些措施，以制止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的进一步膨胀，从而发展其它人口中心。为了限制一个特大城市，可以选择四到五个目前拥有10万人的城市予以特别关注，促进它的发展。这些城市就其位置和自然资源而言明显地具有发展的潜力”。随后刘易斯强调城市战略规划中的非经济因素：“这类计划建议的主要障碍不是经济性，而是政治性。……发展计划应该配置大量资本给地方当局，与地方资源或自愿劳动力结合起来，使每个地方机构能够自主决定如何花费自己的资金。”刘易斯这本于1960年代发表的著作，是我们所见到的论及城市规划中最早高度重视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他之后，各学科有关城市发展战略或计划的学者研究视野都逐渐开阔趋向多元化，对城市发展的完整性和城市形态规划的系统性达成了共识。其突出标志是1975年修订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内容首次概括成5大方面，即：①自然；②人的生理和感情的需要；③社会；④人们居住和活动的建筑物外观或结构；⑤公用事业网或系统③。在60-70年代城市规划理念趋于完整系统的基础上，近20年来，城市发展规划的学者和专家又根据城市居民的需要和城市现代化自身的实践不断充实调整着城市形态规划思路，在城市社会文化发展计划中更加突出了现代城市发展的人文内涵，审美取向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新的计划主题。 一、城市发展的人文内涵 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城市发展规划中一直贯穿了对满足居民个性需要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重新崛起，城市形态规划中的人文关怀也更为突出。 自从产业革命以来，世界进入了一个经济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历史阶段。但由于人类对这种快速发展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理论指导和协调能力，使得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的发展出现某种程度的畸形，其主要表现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调，人民的生活环境不断恶化，各种“城市病”日益严重，对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直接危害。这些现象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忧思和关注，在19世纪末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