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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华文作家赵戎论 张长虹 赵戎（1920-1988）在文学创作、理论上均有所建树，是新马华文文学史上罕见的双料人物。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新马华文学发展的特征，而且还能品尝出独特的意味。然而，迄今为止，评论界、学术界对赵戎的关注仍很不够。陈贤茂先生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 对他的创作方法只是稍有提及，潘亚暾先生的《海外华文文学现状》 近2000字弥足珍贵的片段尚停留在介绍性的层面上。本文将从赵戎的小说创作及理论见解入手，探讨他对新马华文学的独特贡献，并指出其不足。 赵戎的创作时间长，从二战后一直持续到七、八十年代。以1965年为临界点，可 将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属马华文学与新华文学。在前期，赵戎的作品对现实的批判较明显，主要表现重大社会矛盾，即沦陷时期新加坡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及普通百姓对日军入侵、毁坏家园的仇恨和反抗。这类作品包括中长篇小说《海恋》、《在马六甲海峡》和短篇小说《芭洋上》等。前两部小说都从正面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以文艺形式抗日救国、反对英殖民主义统治的现实生活。无论是修竹园里的老梅、张浪萍还是从城市来到农村的汉英，他们都像教徒背着十字架，很虔诚地工作着，极力改变马华文艺界没有主义和信仰的文风，积极参与社会，努力唤醒市民的爱国热情，并同诋毁中国、投靠日本政府、破坏抗日行动的反动文人林山、老黑、钟日清等展开持久的较量。《芭洋上》则以琳、潭、“我”等几位漂泊知识分子的眼睛为视点，侧面描写了日寇对善良的马来亚民众犯下的抢、杀、奸的罪恶行径。 除了反映战争的题材之外，这段时期，赵戎还把目光投向战后平凡人物的艰难生活，并对他们倾注了强烈的情感。古老石山是所有被逼以偷窃为生者的通用外号，对于这些连寻常人都深恶痛绝的惯偷，赵戎并不着意丑化，而是凭着一颗诚挚之心，真实地描绘了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所体验到的艰难生活与内心矛盾，从而激起读者对这类同样为社会所害的不幸者产生深切的同情，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认真地思考社会与人生（《古老石山》）。身材瘦小、爱读书的亚炳（《码头上》）为家境所迫而辍学，好容易在一家店铺当了伙计，不久便因经济萧条而被赶了出来。由于人生地不熟，亚炳最后只得到码头当搬运工。那位一心赚钱、不管工人死活的主子强行要求已连续工作数小时的亚炳等人连夜加班，终于，过度的疲惫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极端恶劣，像亚炳这样被迫在毫无人道的制度下工作，并受伤、遭残、致死的工人举目皆是，惨不忍睹。 建国之后，赵戎的态度由激进向客观转变，他的小说开始侧重表现新时期普通百姓方方面面的生活。 其一，表现城市婚姻家庭中的问题。《相亲记》里的中学教师胡须王笃信占星术，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位女朋友，他先是嫌弃对方不够苗条，极力摆脱，后来，偶然发现该女子的生辰八字与他的竟十分契合，由此反悔前科。如此成就的婚姻实在荒唐，而这种事竟发生在七十年代的新加坡小知识分子身上，更令人感到科学对迷信的无力。一家公司的小头目有得顶（《分期付款》）要求妻子共担结婚时欠下的债务，可是受母亲调教的阿娥却执意储蓄私房钱，反对女方得同样负担家庭开支的观点，甚至极力嘲笑丈夫的经济无能。这样严重的观点分歧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离散的结局。 其次，反映工厂里存在的弊病。如《阿仔的故事》通过上进的学徒工阿仔的视线，讽刺了工厂师傅们终日嫖赌饮吹的堕落生活方式以及技术相当保守的落后思想。《包死火》中的包天贺经营着家电维修铺，尽管他常常十分认真地钻研、诚挚地帮人，可是，每次他郑重其事宣布的“发明”都已在有关书报上登载过了。他的夜郎自大和不实事求是总使他给人帮倒忙，有一次，他甚至将零线、火线、地线装反了而差点出人命，因此惹来“包死火”的绰号。 再次，揭示了农村所隐藏的矛盾。《罗知和她的娘》中的罗知是遗腹女，从小与母亲来发嫂相依为命，她从未让娘亲发怒过，长大后，也不会打扮、赶时髦，后来做了罐头厂女工，也没有离开母亲独自到市区去过，可是，她的肚子却日渐隆起。母亲带她四处求神烧香，病情却每况愈下。围绕这件事，邻居们开始闲言碎语，村尾的大声婆甚至绘声绘色地传播种种流言。无辜单纯的罗知给飞来横祸折磨得几欲自尽。最后，身患恶病的罗知凄惨地死去了。其实，她的致命原因除了恶痛、落后的医疗水平之外，还有的就是村民的无端造谣、母亲的愚昧无知。农村的陋习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艰险地吞噬着人的生命。一位无聊、寂寞的农家少妇（《求字》）在丈夫远航时，被周围邻居诱入赌局，难以自拔，之后，那些债主、嫖客仍继续威逼她。完全丧失了自我尊严的少妇终于沦落为娼妓，结果又因无法面对归来的丈夫而投海自杀。 在前期小说中，赵戎塑造的人物形象主要是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