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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最大的皇帝唐太宗納諫的分析 (上) 歷史月刊 2008/03/07 貞觀年間，諍諫變成一種風氣，當時最能諍諫的人是魏徵，但其實除魏徵之外，許多的臣子都能諍諫；不但大臣能諍諫，小臣也能諍諫；不但中央官吏能諍諫，地方官員也會諍諫；不但文臣能諍諫，武將也能諍諫... 【文／王壽南（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唐太宗貞觀年間(公元627～649)，吏治清明，政局穩固，四夷臣服，國勢鼎盛，史稱為「貞觀之治」。造成貞觀之治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太宗善於納諫。 貞觀年間，諍諫變成一種風氣，當時最能諍諫的人是魏徵，但其實除魏徵之外，許多的臣子都能諍諫；不但大臣能諍諫，小臣也能諍諫；不但中央官吏能諍諫，地方官員也會諍諫；不但文臣能諍諫，武將也能諍諫；不但朝廷臣子能諍諫，內宮的妃嬪也能諍諫；不但是賢臣會諍諫，甚至於在隋代時的佞臣，到了唐代貞觀期間也會向太宗諍諫；不但漢人官員能諍諫，夷狄官員也會諍諫，所以諍諫成為當時一個普遍的風氣。 諍諫是當時普遍的風氣 所謂諍諫，是臣下對於君主的意見或決定，提出相反的看法，所以諍諫是一種以下犯上的行為。諍諫，需要勇氣，因為諍諫很容易觸怒君主。至於納諫，則是君主能虛心接受臣下的諍諫，納諫更為不易，因為一個手握大權的君主要接受他人的意見，往往就會損害自己的權威感，換言之，就是有損君主的面子。所以就算是換做一般平常人，當他們做錯了事，說錯了話，當朋友加以糾正時，他們往往都不願意接受，因為認錯會有損自己的面子，故寧死都不認錯，又何況手握絕對大權的君主？所以這都是權威心理的作祟。 在中國古代，權威感最重的人，就是君主，所以要君主接受臣下的反對意見，實在不是件容易事情。故在中國古代，能夠納諫的君主，真是寥寥可數，而其中最能納諫的，就是唐太宗。 當唐太宗貞觀之時，群臣們紛紛起來諍諫，指責出太宗的錯誤，是否表示唐太宗時時刻刻都在做錯事說錯話呢？其實，當時許多諍諫的內容，不過是雞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於有些諍諫還是根據道聽塗說的謠言來的，所以很多的諍諫其實沒多大意義。但是太宗並沒有因為這些沒有意義的諍諫而惱怒，反而對所有敢於諍諫的官員，縱使言之無理，也加以容忍，從不加以責罰。對於諍諫者的諍諫內容，有道理有意義的，太宗不但公開表示接納，而且會加以財物賞賜，鼓勵大家繼續諍諫。 貞觀年間，朝中設有「諫議大夫」和「給事中」兩種官職，這兩官職的職務就是監督皇帝，所以稱為「諫官」。然而在貞觀年間，除了這兩種諫官外，其他大小官員，也無不諍諫，使諍諫變成一種潮流，人人都敢為之也想為之。如此，使太宗成為全國官員注目的焦點，太宗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全國官員的嚴密監督與檢視，稍有不對，諍諫就紛紛而來，有的是口頭諍諫，有的則是書面的，讓太宗接應不暇。 官員諍諫的內容 貞觀年間，官員們諍諫的內容是什麼？翻閱《新唐書》、《舊唐書》、《貞觀政要》等史籍的記載，發現這些諍諫幾乎沒有任何內容的限制，也就是說，無事不可諍諫，並無政治禁忌。不過為了敘述方便，可以歸類為下列五項： 一、對政府決策的諍諫：政府做一些重大決策時，不管在決策之前或之後，都可加以諍諫。譬如說太宗決定以未成年的年幼皇子擔任各地的都督、刺史，群臣對這個決策諍諫極多，尤其是宰相褚遂良，諍諫得最為激烈。褚遂良認為，未成年的皇子，應該留在皇宮中接受教育，同時在中央政府中見習朝廷禮儀，等到完成教育並了解朝廷政策後，待其年長，才能任命他們擔任地方上的都督、刺史。這都是政府在決策時，很多大臣都會表示他們的不同意見。 二、對行政措施的諍諫：政府的許多行政措施，官員們也可表示反對意見。例如太宗曾要興建洛陽的宮殿，因為從隋朝末年開始，洛陽就戰亂不斷，當地宮殿損毀嚴重，所以太宗想要重修。重修洛陽的宮殿本是個行政措施，但是當時張玄素就表示反對，舉了五個不可的意見，太宗就接納了他意見，停止興建洛陽的宮殿。 三、對司法案件的諍諫：唐代司法案件的審理，在中央是歸三個司法機關負責，分別是刑部、大理寺、御史台，許多重要的司法案件，則是由皇帝做最後的裁決。司法案件，無論是在審理之中或判決之後，政府官員都可對這些司法案件提出反對的意見。舉例來說，貞觀年間，許多想參加科舉考試的選人都有詐冒資歷之事，唐太宗覺得這種做假資歷的事情非常要不得，所以嚴令禁止，並下令如果察覺到選人假冒資歷，一律處死。但戴冑就對唐太宗這個詔令加以諍諫，戴冑認為：詐冒資歷的罪名，依照《唐律》不至於處死，而應該處以流放之刑即可。太宗看到戴冑的諍諫，十分震怒，就對戴冑說：「朕已發布了詔令，難道你要使朕失信？」戴冑回答說：「法者，天下之公信。陛下所下詔令，乃一時的私忿，怎可以一時私忿，來傷害天下的公信？」太宗聽了戴冑說法，也承認自己一時衝動，反而對戴冑說：「卿能守法，朕復何憂？」於是收回自己的詔書。 四、對君主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