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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海外追逃追赃多管齐下：杨进军等人被遣返 2016 年01 月05 日08:58:45 来源： 法制日报 佛经里说，人世间所有的苦难皆源自 “贪”“嗔”“痴”，是为 “三毒”。论毒性，唯 “贪”最甚。 去 “贪毒”，这几年，中国做了很多事，2015 年亦然。不过，在2015 年，中国不光是 在国内 “打虎拍蝇”，更将目光转向国门之外。 2015 年，中国警员罕见地频频走出国门，追踪一只只因贪而出逃的 “狐狸”。 截至2015 年10 月31 日，两百多个昼夜，中国“猎人”已“猎狐”627人。 中国“猎人”不仅在 “猎狐”，更循着 “狐狸”的踪迹追回那些被 “偷”出境外的国家 财产。 关于这些，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志军的话说，2015 年的海外追逃追赃工 作是一个多管齐下的行动，体现了综合治理的精神。 作为长年研究海外追逃追赃的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则是这样总 结的：2015 年，中国正在通过不断完善自身的法律制度为国际合作创造更多条件，海外不 再是逃避司法打击的 “避罪天堂”。 徒劳的对抗 舷梯缓缓落下，在阔别4 年之后，2015 年5 月9 日，李华波终于“回家”。 李华波不是荣归故里，他的身份也不再是江西省潘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彼时的 唯一 “识别码”，是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号码A-1256/2-2011。 4 年前，李华波留下3 封信后杳无踪影。他本想隐姓埋名，却不料 “声名远扬”——曾 经的一名小股长，霎时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上的二号人物。这一切变化，在于被鲸 吞的9400 万元公款，李华波从中分得约7200 万元，并将其中的2900 余万元转移至新加坡。 2011 年2 月，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分别对李华波、其妻徐爱红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公安部向国际刑警组织对二人发出红色通缉令。 海外追捕启幕。 由于中国与新加坡没有缔结引渡条约，也没有签署刑事司法协助协定，这次追捕异常艰 难。 包括李华波在内的不少贪官，就是料到了这些艰难，所以将外逃的目的地选定新加坡。 不过，他们低估了中国政府惩治贪腐的决心。 李华波出逃一个多月后，便被新加坡警方以涉嫌洗钱罪拘捕。2014 年7 月，新加坡高 等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李华波即日入狱服刑。 根据新加坡法律，李华波在服完三分之二刑期后出狱并被遣返回国。 转折发生在2015 年3 月。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2015 年3 月，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裁定认为，被新加坡警方查封的李华波夫妇名下的财产， 以及李华波在新加坡用于投资的150 万新加坡元，均系李华波的违法所得，依法均应予以没 收。 上述裁定让李华波一家在经济上真正陷入绝境。 穷途末路的李华波最终写下致检察机关的自首书，表示自愿服刑完毕后回中国投案自首， 自愿撤销在新加坡的所有诉讼，并配合新加坡司法机关将涉案资产悉数归还中国政府。 2015 年5 月9 日，李华波被成功遣返。 李华波案，不管是对实务者来说，还是就研究者而言，都有一定典型意义。 比如，从处心积虑转移财产、潜逃，再到花重金聘请律师妄想获得外国司法保护。在黄 风看来，李华波的外逃路径以及对抗追逃方式，在职务犯罪外逃人员中极具代表性。 首先是藏匿地点的选择，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成为职务犯罪外逃人员的首选。理由 显而易见，经济发达、环境优越。不过，在中国 “猎狐”的大背景下，对于急于 “安定”的 外逃人员来说，另一个因素显得更加重要——当地法律是否能 “保护”他们。 关于外逃人员的惯用伎俩，黄风研究不少。 “他们或利用非法转移到境外的资金频繁变换躲藏地或者寻求保护，或不惜花费重金聘 请最好的律师并穷尽一切法律救济手段对抗引渡和遣返，或利用在逃匿地国家已取得的永久 居留权、国籍对抗移民法遣返或引渡等。”黄风一一数来，“甚至有人以原有的公职身份为 借口将外逃行为政治化，寻求逃匿地执法或司法机关的同情和保护”。 然而，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任何伪装总有被揭穿的时候。 李华波便是例子。 与许多外逃人员一样，李华波早就谋划获取新加坡投资移民身份。在长达4 年的作案时 间里，李华波为举家潜逃做好了精心安排。在先后以虚假身份申请办理全家移民新加坡手续， 并全家获得新加坡永久居民资格后，2011 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