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鲁迅与瞿秋白：文学大众化的不同目的.docVIP

　　浅论鲁迅与瞿秋白：文学大众化的不同目的 浅论鲁迅与瞿秋白：文学大众化的不同目的 导读：鲁迅与瞿秋白：文学大众化的不同目的的根本理由上。　　二　　鲁迅倡导文学大众化的目的，在于他一贯坚守的思想启蒙。他对中国专制传统的深恶痛绝，对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广大民众的深切同情，决定了他总是采取决绝地反专制反压迫的立场，总是希望运用各种方式，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尊重人，理解人，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新传统，最大限度地普及到 一 　　鲁迅与瞿秋白都是文学大众化的积极倡导者，他们都力主文学的浅显易懂，提倡大众语，甚至主张汉字的拉丁化，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还不仅仅表现在深思文学大众化的一些具体理由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倡导文学大众化的目的这样的根本理由上。 　　二 　　鲁迅倡导文学大众化的目的，在于他一贯坚守的思想启蒙。他对中国专制传统的深恶痛绝，对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广大民众的深切同情，决定了他总是采取决绝地反专制反压迫的立场，总是希望运用各种方式，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尊重人，理解人，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新传统，最大限度地普及到民众中去。 　　所以，鲁迅倡导的文学大众化就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思维取向： 　　一是希望借此能够使文学成为最广大的民众所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从而使文学变成既是思想启蒙的工具，也是沟通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桥梁。 　　鲁迅多次说过，有三个因素使得中国人的心“无从相印”：一是“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二是自古以来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意识“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三是“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使得“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1]。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士大夫”为了一己的“特权”和“尊严”，“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2]，这使得相对客观一点的汉字，也雪上加霜，添加了大众与文学隔离的人为因素。 　　如何 这三种障碍，鲁迅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他始终坚守从西方“拿来”的尊重个性与人权的人道主义思想，并希望以此来改造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希望以此启蒙大众，帮助大众，希望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理想的“人国”。他虽然清楚，“造化”的“巧妙”，人力无法转变，中国社会的弊端和国民性的弱点，也不容易得到根治，但他仍然坚信，通过启蒙，通过斗争，通过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精神沟通，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造化”、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缺陷的。他说自己之所以做起小说来，是因为“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3]；之所以越来越专注于写杂文，也是因为“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4]。 　　基于这样的考虑，鲁迅首先坚守的是向外国学习。这种坚守甚至表现出某种“偏执”的倾向。早年，他劝告青年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他把翻译外国著作看得比创作更加重要，并且强调硬译、直译。后来，他在左翼文学界普遍批判欧化文艺的时候，仍然固执地为文学的欧化倾向辩护。他说：“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5]。 　　同时，鲁迅坚守人人平等的观念。他既看到了启蒙者的优势，认为从历史上看，“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又对启蒙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认为“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 3 4 浅论鲁迅与瞿秋白：文学大众化的不同目的 导读：鲁迅与瞿秋白：文学大众化的不同目的”　　因为鲁迅倡导的文学大众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启蒙作用上的“双向”运动，既要求“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也要求“读者”“应该有相当的程度”，比如能“识字”，“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其“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所以，他一方面特别 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6] 　　第二，要求改革汉字。鲁迅多次表示过，汉字太繁难，它“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7]。因为汉字与大多数民众无缘，所以鲁迅曾说过这样极端的话：“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8]。鲁迅的解决办法是支持汉字拉丁化。 　　且不去评论汉字拉丁化的方案是否正确与可行，单看看鲁迅支持这个方案的几点设想，就可见出鲁迅即使在汉字改革理由上，也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启蒙意图。首先，鲁迅是把“汉字”与“人”放在一起来深思的，他说：“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