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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析文化与信任：国家与个人双层面的实证 简析文化与信任：国家与个人双层面的实证 导读：义？不管理由何在，社会普遍信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信任意味着人们愿意因相信他人行事之善意（goodost likely，quite impossible）。但是，人际信任似乎已然成为一种奢侈品，人们对于陌生人多投以怀疑目光而不伸出友善之手。这是因为中国仍处于社会转型、发展之期，经济不够发达？还是因为法律机制不够健全，使得信任可能付出高昂代价？抑或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使我们丧失了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大义？不管理由何在，社会普遍信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信任意味着人们愿意因相信他人行事之善意（goodan等（1993）发现个人、人际、组织和项目等方面因素是企业信任商业调研公司的重要前提。在国内，杨中芳和彭泗清（1999）对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下泛化人际信任的类型及成因进行了全面综述。 　　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对于处于社会互动中的个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其文化价值观是否及如何影响信任水平？换言之，中国社会中的人际不信任，除了社会转型、经济低下、法律缺失等理由外，是否还存在更深层次、更属本质的文化理由？ 　　已有研究对文化导向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Yamagishi等（1994）通过调查，发现美国被试比日本被试的信任水平高。Huff和Kelley（2003）比较了全球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和美国的夏威夷和伊利诺伊）的企业组织外部信任感（针对供应商和顾客等），发现美国显著高于亚洲。Bomhoff和Gu（2012）比较了11个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和美国）和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韩国、台湾、泰国和越南）的信任水平，发现东亚人对于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低于西方人。与此相反，Buchan及同事采用信任博弈，揭示出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倾向于信任他人。Inglehart等（1998）通过世界价值观调查，也发现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被试比美国被试的信任程度高。张建新和彭迈克（1999）比较了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被试的信任水平，发现对“亲人”的信任度相同，对“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度则中国大陆被试更高。由于上述研究所涉及国家或属于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如中国、日本），或属于典型的个体主义文化（如美国、英国），其矛盾结果使研究人员无 3 4 5 简析文化与信任：国家与个人双层面的实证 导读： 法就文化与信任关系得出明确结论。 　　在文化价值观中，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文化维度。Hofstede（2011）认为，个体主义价值观集中于个体，集体主义价值观集中于社会的关联性，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个人是通过“我”还是“我们”进行自我界定。虽然现有文献的结论不一致，但本文认为，在国家文化层面，个体主义文化应当比集体主义文化呈现更高的信任水平。一方面，根据Schith和Bond（1993）的研究表明，在集体主义社会，人们区别对待“组内”和“组外”成员，对与自身关系不甚密切的“组外”成员持不信任和怀疑态度，因而降低一般信任水平。Fukuyama（1995）提出，个体主义文化（如美国）倾向于强调非亲属关系的泛化信任，而集体主义文化（如日本和中国）则强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对家庭成员和各类亲属的信任。尽管中国人信任局限于“自家人”这一观点有偏颇、武断之嫌，但实证研究仍表明，中国人最信任家庭成员，对同事、邻居、熟人等模棱两可，对X友、销售商等不稳定社会交往对象最不信任，暗示出集体主义文化下人们更加信任“组内”成员，缺乏对“组外”成员的一般信任。事实上，以往关于文化与信任关系的不清晰甚至相互矛盾性结论，其根本理由在于研究人员并未真正测量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水平，而是简单地将国家作为代替物（proxy）。同时，这些研究也未从个人层面操控不同的自我建构，因此无法真正进行文化与其他因变量之间的因果推断。更好的作法，是在同一文化内通过“启动”（prime）自我建构来开展研究。国家之间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上的差异能够引发个体层面上自我建构的差异。Markus和Kitayama（1991）将自我建构定义为人们对自我与社会环境连结或分离程度的感知。具体地，独立型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将自我视为自治的、与群体相分离的，重视个人独特性、自我实现和个人成就；互依型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将自我视为群体的一部分，重视连结性、从众性和群体和谐性。在个人自我层面，我们认为，独立型自我比互依型自我呈现更高的信任水平，因为前者更注重表达个性和自由，社会关系的远近不太重要，他们更多依靠泛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