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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侵权赔偿机制的理性考量 　　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人类在享受工业化带来的丰富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危险与不幸。世界各国已经或者正在面临着各种大规模侵权的危害与考验，如日本刚刚发生的福岛核泄漏事故、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发生的石油泄漏事故，以及近年内我国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三鹿奶粉事件”、重庆开县的中石油气井井喷案及福建紫金山铜矿污水渗漏事故等，这类事件影响的范围也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呈现出了国际化的趋势，各国人民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大规模侵权法律对策的研究，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及妥善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大规模侵权如何认定?如何采取最佳的预防机制和应对模式?为深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及耶鲁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大规模侵权法律对策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的外国专家、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及实务部门的专家共三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对我国及国际上处理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对我国完善相关赔偿机制提出了诸多可行的建议措施。 　　一、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多元化救济机制 　　传统的侵权法提供的损害赔偿机制是以单个加害人造成单个受害人损害为基本模型建立的，然而大规模侵权所致损害范围广泛，甚至可能涉及数以万计的受害者，其救济方式也就体现出了其特殊性。 　　一般而言，大规模侵权案件的救济模式包括行政主导赔偿、司法诉讼、损害赔偿基金和责任保险等途径，但更多的是多种解决途径并行，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救济机制，因为只有综合运用各种救济方式，才能公正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才能顾及到不同受害者各异的救济需求。 　　王利明教授提出，我国《侵权责任法》试图构建一套综合的救济机制，试图把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及社会救助三者结合起来，共同实现对受害人的救济。这种综合的救济机制首先在侵权责任法中道路交通事故责任部分得到了肯定。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损害后，首先应当由责任保险赔偿，无责任保险或者责任保险不足以赔偿受害人损害的，可以要求侵权损害赔偿。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这种综合救济模式对处理大规模侵权案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可以在其他领域逐步推行，比如医疗损害责任。 　　杨立新教授认为，大规模侵权法律对策的研究，既包括传统侵权法常规的救济方式，也包括大规模侵权特有的非常规救济方式。在非常规的救济方式中，应当重点发挥赔偿基金及其责任保险的赔偿功能，而政府承担最终的赔偿则更为适当。 　　麻昌华教授则通过对日本核危机事件论述了大规模侵权中的国家责任问题，主张国家需要承担的最终责任，包括国家制度责任、组织责任、救助责任及危机管理责任。 　　郭明瑞教授的观点是，我国目前发生的大规模侵权案件大多是人为的责任事故，因此在重视事后救济的同时，也要强化大规模侵权的预防机制。其一，要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强化对不法行为的问责机制与惩罚力度;其二，要加强政府的监管，整合监管力量，形成相互支持的体系。 　　张新宝教授说，社会矛盾的解决需要多元的机制，而对于大规模侵权案件，首选的还应是政府主导的机制，但这种机制应当是制度化、常规化的，而不能只是应急的，它需要公众的参与，需要有透明度，需要实质的公平正义。 　　国务院法制办李富成博士提出，探索大规模民事纠纷的综合救济的体系，政府仍有必要加强其职能，但要适当提高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不断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群众权益的长效机制。 　　二、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的制度设计 　　多数国内外学者认为，赔偿基金是适应性最强的大规模侵权救济模式，这个观点得到了各国理论与实务界的普遍认同，并在诸如“9·11事件赔偿”、“BP公司石油泄漏事故”等国际性大规模侵权案件中付诸实践。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Deborah　R.Hensler教授介绍了美国设计大规模侵权的赔偿结构的经验，重点论述了基金赔偿机制的五个关键问题，包括赔偿的原则、谁有资格获得赔偿、赔偿受害者哪些损失、基金来源及确定获赔者资格、可赔损失和赔偿额度的程序。她指出，基金赔偿要采取一种综合性的赔偿原则，要做多方面的权衡，既要考虑平等性，又要考虑相称性。例如在9·11赔偿中，所有的受害者首先都得到了一笔基本的赔偿金额，在此基础上，受损害较大或生活更困难的人又有一些额外的赔偿。不同的损害类型和情形也应该有不同的设计，例如地震后的救灾赔偿，应当由政府出资建立赔偿基金，以体现社会的凝聚力;如果是诸如三鹿奶粉事件那样存在具体责任人的情形，由侵权人出资设立基金更为公平，也对未来的企业有所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