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关于新形势下群体性腐败成因附其治理对策研究.docVIP

政事：关于新形势下群体性腐败的成因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 楚国良?(湘潭市委党校?411100)? 【摘要】：最近，网上很流行群体性事件，我也借此，造出了一个词叫“群体性腐败”。随着市场规则的不断建立，法制环境的不断完善，权利制衡机制不断形成，一些腐败分子为了集体或私人利益而组成腐败利益集团实施群体性腐败，这种群体性腐败是新形势下腐败的主要特征之一。其典型案例有北京市的陈希同案、广东湛江的特大走私案、厦门远华走私案等，涉案人数多、破坏力强、影响面广。因此，研究群体性腐败的成因特点以及预防与治理对策，就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进入新世纪，如何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仍是全党同志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群体性腐败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规律,只有深刻剖析其特点及产生的原因,提出可行的治理对策,充分认识其危害性,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才能使日趋蔓延的群体性腐败得到遏制,从而推动整个反腐败工作. 关键词： 群体性腐败??成因 危害??对策?? 导语：问责制度与群体性腐败 问责制度是一项对于重大事故或事件进行责任追查的制度，它包括两个环节：一是责任追究，二是责任后果的承担（惩治）。 责任追究制度早已有之，历史上，凡事故或事件发生之后都要追究具体人员的责任，但是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制度（即不仅包括惩治，而且包括问责程序在内的制度）的建立则是在“非典”之后。自2003年“非典”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防控“非典”不力而被免职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石油集团的“开县井喷”、北京“密云游园踩踏”、吉林“吉林大火”、浙江“海宁火灾”、湖南“嘉禾事件”等重大责任事故或严重违法事件受到追究，随之一批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被惩治。 之前，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如，重庆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官员问责”制法规《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该办法“通过18种问责情形和7种追究责任，对政府行政部门“一把手”追究其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责任，小至诫勉、批评、大至停职反省、劝其辞职。”。按照重庆市的这一制度……被责问的情形主要包括：效能低下，执行不力；责任意识淡薄，包括瞒报、虚报、迟报重大突发事件；违反法定程序，盲目决策，包括随意安排使用财政资金或造成国有资产浪费或资产流失及重大建设项目发生严重质量问题；不依法行政或治政不严、监督不力，包括机关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工作态度生硬；在商务活动中损害政府形象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包括在招商引资活动中不讲诚信，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进行招标的等。”[1] 一时间，“问责”成为热点。媒体惊呼“中国政坛掀起问责风暴”。同时也有人对问责主体、客体和程序等问题提出了疑问。如，“有责必问”的实施并不彻底。并非所有重大安全事故（如煤矿坍塌、爆炸伤亡事故、沉船事故、嘉禾违法拆迁、体彩造假丑闻）都被问责了，而且责任者追究到哪一层次不明，尚未给问责双方充分、平等的发表意见的机会等。[1] 有文章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认为，“官员问责”已开始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但是它“目前尚不成熟，仍期待着制度上的突破“。这种”不成熟“表现为，官员问责制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不相兼容，实施它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责问主体（人民群众）缺位，在上级与下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难以保证问责结果的公正性；惩治措施不到位，对责任官员有所偏袒，以行政责任追究代替法律追究；以及问责范围太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往往还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至今尚未真正落实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2] 这些分析值得重视。 问责制度是建立“责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是依法治国的一大进步。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制度尚有一些不完善之处。 1、在实践中，责任追究不彻底 如对于落马官员的贪腐行为，或重大决策错误，或重大事故、事件的发生，责任追究往往到直接责任人那里便止步，至于“谁提拔的”，“谁考察（考核）的”，“谁投赞成票的”，“谁监督的”，“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阻止）”，“为什么没有人反对”等疑问没有人提出，也不追究。所以，在一个地区或同级岗位的官员的连续落马也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如，安徽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阜阳原地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的先后垮台（2000，2003，2006），河南省交通厅几任厅长的落马，令人有一种“前赴后继”之觉。 又如，2006年9月湖南郴州发生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等“群蛀”案，该案涉及包括市长、市委宣传部长等几十名官员，及当地政界商界158人。[3]2008年4月该市委书记曾锦春落马，他因9年敛财6800万元而成为“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绥化地委书记赵洪彦在位时卖官，在他调到省里担任省委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