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在中国史上功能与意义.docVIP

余英时：是说科举制在中国史上的功能和意义 站在史学研究的立场上，我仅仅视科举为一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为了理解何以中国史上出现了这一特殊现象，本文主旨仅在于揭示造成此现象的历史动力与客观条件。所以本文完全不涉及主观评价的问题，既不为它辩护，也不施以谴责。 前言 今年（2005）恰值中国废止科举制度整整一百年。《二十一世纪》决定推出一期纪念专号。早在一年之前，我已接受编者的稿约。但不料在预定撰写期间，别有他事相扰，不克从容着笔。本文是在忙乱中挤出时间写成的，草率谬误之处请编者与读者原谅。 如果以汉武帝在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立“五经博士”和“弟子员”以及设科射策等一系列的活动当作科举考试的发端，那么科举制度在中国先后持续了两千年之久，与统一王朝体制同始同终。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是值得回顾的，所以我决定对此制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作一次长程的观察。只有先认清科举的历史特色，我们才能真正懂得科举废止为甚么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开宗明义地说，我认为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连系了起来，形成一多面互动的整体。下面我将讨论科举内外的四个部分，以证成上述的观察。本文属通论性质，而非学报式的专题研究，虽参考了不少原始史料与现代专著，但一概不加注释，以便省览。 一 从表层作描述，“科举”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向全国各地的“士”阶层中选拔人才，纳入整体的行政系统，担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职务。为甚么“士”成为治国人才的主要来源呢？这是根据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一个基本假定：“士”是精神修养和经典教育的产品，只有他们才能提供政治秩序所必需的道德操守和知识技能。这一假定是否可信是另一问题，这里毋须深究；但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根深柢固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每一王朝为了“长治久安”之计几乎无不把“开科取士”当作第一等大事，首先加以重视，甚至所谓“征服王朝”（如辽、金、元）也不得不在一定限制下加以仿效，虽然其重要性不能与汉族王朝的科举相提并论。 如果想了解科举为甚么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便已在中国萌芽，而且先后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我们不能不从“士”的起源和流变说起。在西周的“封建”制下，“士”是古代贵族中最低的一级，但从春秋时期起，“封建”制逐渐解体。一方面，上层贵族有下降为“士”的；另一方面，下层的“庶民”也有上升为“士”的，于是“士”的数量开始激增。与此同时，“士”的性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研究“诗、书、礼、乐”的“文士”，相当于社会学家所谓“文化事务的专家”（specialistsinculturalmatters）。这一社会变动至战国时期完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中国史的舞台，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大学派便代表了“士”的原型。 儒、墨两家在思想上虽有分歧，但却同以政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为“士”阶层的最重要的任务。孔子“士志于道”的名言已对于“士”的社会功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他们必须担当起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重任。子夏“学而优则仕”一语在今天已成人人指责的话柄，但在当时则显然是在发挥孔子“士志于道”的涵义，与曾参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精神上是互相补充的。墨子处身于战国初期，“士”在政治上已远比春秋时代为活跃，所以他更进一步要求各国国君“尚贤”和“亲士”。在积极方面，他强调“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因为他们“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君主必须对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在消极方面，他更发出警告：“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儒、墨的倡导终于引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国君“礼贤”运动。从纪元前五、四世纪之交起已有魏文侯受“经艺”于子夏和鲁缪公敬礼子思的记载。四世纪中叶齐宣王重建稷下学宫，网罗“学士且数百千人”，则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个“礼贤”机构。自此以后各国为了变法图强，无不以“招贤纳士”为当务之急，而政治舞台也完全操纵在“士”的手中。但当时的“士”都是所谓“游士”，不受“国”界的限制；他们人数十分庞大，复经常流动于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国际”性的势力。正因如此，当时衡量一“国”或一个政治集团（如齐、赵、楚、魏“四公子”及吕不韦等）的实力，“士”的高下与多寡竟成为一项最重要的指标。“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这句政治格言广泛地流传于战国晚期，决不是偶然的。 以上的概括足以说明：“士”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阶层，在战国中晚期已正式形成。这一新兴阶层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色：第一、“士”从古代贵族的最低一级转变为新社会结构中的“四民之首”。《春秋谷梁传》中有一句话最能说明这一转变： 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上古”不过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