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常规性权力何以必要.docVIP

强大的常规性权力何以必要 ——论村庄政治中的基层组织体系 董磊明 2012-10-17 17:38:34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9月上 　　作者简介：董磊明，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主要著作：《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等。　　内容摘要：在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中，对社会进行日常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可称为“常规性权力”。乡村治理中的常规性权力具有综合性、乡土性、运动性的特征，国家必须保持着“不变”的强有力的常规性治理能力，以应对农村基层社会可能出现的“万变”。通过强化乡村基层组织体系来增强国家的常规性权力已是当务之急。农村基层常规化权力的再生产包含着“国家发起结合社会参与”的有机成分，它不会导致专断性权力同步增长。　　关键词：基础性权力；乡村治理；常规性权力；现代国家建构　　近几年来，尤其是“非典”和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在两个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一是增强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二是建构新的公共服务型福利国家以取代过去的控制提取型国家。这些改革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所一直进行着的现代国家构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增强国家基础性权力①的重要举措。　　国家在增强政府危机处理能力方面的努力非常成功，这不仅表现在对诸如2008年雪灾和地震等超大规模灾害的应对之中，也表现在对农村基层社会控制的“技术性治理能力”②的提高之上。从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来看，国家在第二个方面的改革确实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重塑政权合法性的效果;但同时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成效并不十分理想。伴随着集体资源和税收的锐减以及基层干部所承担的功能的削弱，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整体上处于下降的态势，农村社区中公共服务和基本秩序维持的水平也日益低下。这种状况若不加以改变，势必会影响政权的合法性。　　上述两大改革举措，前者是为了提高国家基础性权力中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可称之为“特殊性权力”;后者则关涉基础性权力中，对社会进行日常的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可称之为“常规性权力”。笔者以为，在一个常态社会里，常规性权力对于国家治理能力与合法性的维持更为重要。本文拟就乡村治理中的常规性权力展开初步的讨论。　　常规性权力与乡村治理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因为社会变迁的要求，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基层制度设置来组织和引导农村社会向着规划的现代化目标前进。这个过程既包括从农村提取资源为工业化提供原始资本积累，又包括打破地方社会的束缚，让农民作为公民进入到民族—国家的体系中来，还包括将农民组织起来(及动员农民自组织起来)改善生产生活秩序，等等。无论是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还是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国家都必须有足够的动员农村社会的能力，有良好的治理农村社会的能力。国家不可能置农村基层社会于不顾，而独自实现现代化，而离开了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国家将无力有效动员农民，也难以有效治理乡村。　　在不同国家任务及不同乡村社会性质中，必须积极作为的乡村基层组织面临着诸多纷繁复杂的突发性问题和特殊任务，因此其特殊性权力要求是相当不同的。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是某一项棘手的特殊任务，而是由众多常规性任务所构成的一般任务，成为了国家必须要正面应对农村社会的处境。不同时期农村的特殊任务会发生变化，国家应对农村社会的具体方式因此也会发生变化;但在这个进程中，国家要应对农村社会，须有强有力的常规治理能力，这是不能变的。因此，农村基层政权必须保持强大的常规性权力。　　晚清以后，中国就开始了构建现代国家的历程，其中民国时期的相关努力被证明是相当失败的。杜赞奇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北地区国家政权建设，因为不注重充分利用基层政权所得以良性运转的传统文化网络的建设，而在国家向农村社会的渗透中出现了基层政权的“内卷化”，即国家从农村提取用于现代事业建设的资源，大部分被因提取资源而膨胀起来的基层政权本身所消耗。结果，在国家现代性事业发展所带来的合法性的增加与农民因被过度压榨而增加的不满的竞赛中，后者终于占据压倒性优势，从而导致革命的发生。　　杜赞奇的讨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二是传统文化网络被破坏，保护型经纪大量退出乡村社会。笔者认为，这两点与农民日益不满、国家政权合法性丧失的逻辑链条之间有一个节点，需要加以指明：内卷化大大削弱了国家向基层渗透的后勤基础与资源保障，传统文化网络被破坏大大增加了权力的运作成本，这两方面共同导致了由赢利型经纪构成的基层政权的常规性权力趋于解体。国民党基层政权常规性权力的丧失，最终摧毁了其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努力，并使得共产党得以成功地动员、整合农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建国之初，国家拥有的物质资源总量非常有限，但是却成功地实现了对国家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