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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责任与责任律师　　人们在谈到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参与诉讼的有关规定时，更多的是对律师权利保障机制的现状不满，会对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通信权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律师阅卷和调查取证障碍过多、律师辩护豁免权的缺失等方面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刑法》第306条非议颇多。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有二百多名律师遭到刑事追究(有人称之为职业报负和职业歧视)而大为恐惑，并出现了没有律师的权利何以保障当事人权利的惊呼。而令人惊愕的另一个严酷的现实情况，也许是出于无奈和伤感，许多律师远离了刑事辩护，致使相当比例的刑事案件没有律师的参与，许多被刑事追究的人得不到律师的帮助，甚至得不到合格的辩护。人们不禁要问，放弃刑事辩护也是律师的权利吗?面对这样的疑问，不得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被指控人与律师的权利关系以及强化律师责任意识与建立责任律师制度问题。　　??　　　现状是令人担忧的　　原本刑事辩护权属于被告人本人，它是被告人基于被指控的特定事实而产生的一种反射性权利。但由于被告人亲自行使辩护权却有着主观和客观方面的现实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被告人要有其他途径的救济，以将被告人的辩护权真正还原为一项现实权利，这在客观上促使了辩护人角色的产生。从辩护人制度的历史初现——“代言人”和“代理人”制度看，辩护人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在诉讼中必须也只能以当事人的意志为依归，而不能独立开展诉讼活动，他在法庭上的权利完全来自于当事人的委托授权。尽管现代的刑事辩护人已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诉讼地位成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但在完全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独立责任律师制度不发达的中国，参与诉讼的律师仍然以当事人委托或雇佣为主体，仍然摆脱不了代理人的色彩，仍然以实现当事人(委托人)的愿望为主要责任。但由于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可能根据市场规律进行资源配置，由于地域或经济上的原因导致获得律师帮助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水平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在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更是十分有限。也由于法律援助还局限于审判阶段，参与侦查的律师都是当事人委托的律师(私人律师)面目出现，缺乏社会公益色彩，因此受到侦查机关的排斥和限制是不可避免。从根本上讲，这不仅是观念问题，更主要是制度问题。在现有条件下法律非但没能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中有实质权利，而且往往由于律师作用的有限性而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充分实现。　　我国《律师法》规定了被指控人享有选择自行辩护和委托律师辩护的自主权，律师参与诉讼完全受制于被指控人的选择，取决于当事人的权利意识和行使权利的可能条件。律师职能直接表现在履行当事人的委托义务，不论是会见被指控人、阅卷及出庭辩护都首先体现委托人的意愿，与法律援助律师相比其社会公益性略显薄弱。由于习惯意识作怪，当事人都存在雇佣律师会更好地提供服务;而司法机关对雇佣的私人律师的可信任度会产生疑虑，特别是在侦查阶段会有更多的心理障碍。这里当然有传统司法方式和习惯意识与新型律师制度的冲突，也不排除个别律师素质和操守存在问题。也许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原因的影响，许多律师更热衷于充当诉讼外的“法官”和调停人，对刑事诉讼失去了应有的热情，尽管许多著名律师都是以刑事辩护成名，但在现在律师业务中刑事诉讼明显边缘化。这就使得原本稀缺的律师资源更少在刑事诉讼领域发挥作用，更多的被指控人难以得到优秀律师的合格辩护，从而也导致了许多刑事诉讼制度不能真正得到落实，当事人的诸多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现状是令人担忧的。　　??　　　责任是不会被免除的　　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各个诉讼环节都有获得律师帮助和辩护的权利，然而在具体规则和实际操作中却有许多限制。侦查人员有许多理由阻止律师会见嫌疑人、会见过程受到监控、阅卷范围受到限制、调查取证权没有保障，而且所有这些关于双方权利的规定，都是用“可以”来表述的，具有或然性和不确定性。律师的行为是被动地受制于人，随时都有被限制的可能。而且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律师为犯罪嫌疑人保守秘密的权利，使执业律师进退两难，律师和当事人难以建立起亲密无间的信赖关系，影响律师在诉讼中的辩护效果，难以贯彻刑事辩护国际标准所确立的职业秘密保守原则。在我国，司法豁免权被否定，律师的豁免权同样没得到承认。而且《刑法》专门规定了辩护人或代理人妨害证据罪，诱导司法机关对律师参与侦查的敏感性，使律师失去执业的安全感，刑事辩护成为一个高风险的职业。　　律师既承担法律责任，又承担着社会责任。从职业角度看，律师的职权依附于当事人的权利，因当事人的权利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在西方国家的律师法中较少体现律师的权利，而主要规定律师义务。当然，现代律师制度也强调律师应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成为当事人的附庸或仆从，律师的专业判断应高于当事人的要求。但也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