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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国原则谈劳动权的国家给付义务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转型，劳资冲突与矛盾不断加剧，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重要因素，劳动权保护得到高度重视。学界近年来对劳动权研究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这是理论自觉的表现，将视野放置于全球结构中对劳动权理论予以梳理，寻求劳动权系统理论构建，以期为制度建设提供评价标准。但至今也尚未贡献出具有知识增长意义的劳动权理论。笔者通过研究发现，不管是传统劳动权理论还是新兴的自觉劳动权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局限于劳动权本体研究，将劳动权理论构建与劳动权保护寄托于对劳动权本身的强化。 　　基于此，本文试图转换劳动权本体研究为劳动权义务主体研究，即从劳动权的国家义务范式予以展开。“基本权利与国家义务”一直是宪法学研究的一对基本范畴，然基本权利与国家义务研究在我国严重不对称。有学者认为“国家义务是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明确地道出了国家义务对基本权利保障的重要意义。对于劳动权而言，尽管其权利属性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但劳动权作为具有给付请求性质的宪法权利，却已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劳动作为一种社会权，其实现主要仰赖于国家给付义务。因此，本文拟以社会国原则为切入点，导出劳动权国家给付义务。进而对劳动权国家给付义务的相关问题作出初步探求。希望以此整理与建构我国的劳动权国家给付义务制度，期待人民未来更有能力实现其劳动权及相关权利。 　　一、劳动权国家给付义务的导出 　　(一)社会国原则的逻辑起点即国家给付义务 　　社会国原则起源于十九世纪西欧各国社会立法及政策的内容。工业革命后由于资本集中的生产制度，使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转变为非自主的受雇劳动制度，以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形成劳资关系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形下，国家不能再抱持“最少统治、最佳政府”思想，而必须创造各种社会设施，以确保国民合乎人性尊严的生活环境。为了化解矛盾冲突与社会的不安因素，德国俾斯麦首相在立法上除限制资本家的经营自由外，同时课予雇主保护劳工的生存权利的义务。国家角色逐渐从管理者、支配者过渡到给付者、服务者。魏玛宪法是社会国理念最早与最有体系的完整规范，第119条、第121条、第122条及第146条明确规定了社会及劳工保护立法方针。现代社会国原则是指国家对社会正义、公共福祉与社会安全，透过制度性规范、法院判决、收取税款和提供给付等方式，对人民的请求负有广泛的责任，或是依据宪法应负有这种责任。其意旨是国家履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维护最低限度的实质平等，创造机会平等。 　　与自由法治国相比，社会法治国除了保障自由权外，更强调国家应提供一定给付。学者认为社会国原则有两个重要内容：(1)社会安全。国家须保障人民享有合乎人性尊严的生存条件，以减轻或避免经济困境;(2)社会正义。国家须努力调和因不同的权利分配、财富不均、教育高低所生的对立与矛盾。国家对年老、疾病、残疾与失业提供社会保险;对困难者给付生存必须的物质。社会国原则实现社会正义，目的在于调和及照顾所有人的利益，平等促进所有人的福祉，平等分配负担，以达成社会衡平。而“这种社会衡平并非简单的直接针对某个人或团体，而是通过一个复杂的供需关系，一方面征税，另一方面对穷人予以给付。” 　　然社会国原则是否可为主观请求权尚未达成共识，否认的观点认为：(1)社会国原则虽对国家权力机关具有拘束力，但基于国家财政有限的考量，立法机关享有是否给付、如何给付的立法裁量权;(2)社会国原则的适用范围狭窄、内容不确定，很难为司法机关提供直接的行为指导。肯定的观点主张：国家给付不是国家的施舍，而是法律上的请求权;易言之，社会法治国就是赋予人民满足社会救助的法律请求权。德国联邦行政法院也曾认为从社会国原则中可推导出“符合人性尊严的最低生活标准的请求权”。笔者认为，尽管社会国原则在宪法中扮演国家目标条款角色，其实现仰赖于社会立法，然而社会国原则指明了国家行为应遵守的方向和国家义务，则人民有权请求国家为“一定程度”的给付，给付标准以“最低生活水准”、“人性尊严”为下限。 　　(二)社会权的内核即国家给付义务 　　德国学者耶林内克将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区分为：(1)被动地位;(2)主动地位;(3)消极地位;(4)积极地位。他认为从公民的积极地位中可导出三种针对国家的给付请求权：第一，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亦即请求司法保护的权利;第二，利益请求权，亦即请求国家为特定的行政行为，以满足个人利益的权利;第三，利益顾及请求权，即请求国家顾及公民事实上的利益。社会权属于耶林内克地位学说理论中的“积极地位”，作为社会国原则的具体展现，社会权实现有赖于国家的给付义务。 　　而社会权是否对应公民的给付请求权，在学界亦存在争议。持否定观点的理由是：(1)所谓的给付请求权，欠缺直接的可实践性。(2)公民直接享有请求给付权将破坏权利分立原则。(3)社会权不具有直接请求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