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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重等级制所带来的日本人的矛盾性——读《菊与刀》新闻与传播学院全新闻1402 蔡思岚 20141302978美国人类学家本尼狄克特所著《菊与刀》成书于 1946年，半个世纪前的预言对我们今天研究日本人的国民性依旧具有深刻意义，其中最广为流传的莫过于那描写日本人矛盾性的一段话了：日本人生性好斗又异常温和；既推崇武力又追求美感；既自尊又谦逊有礼；既冥顽不化又柔弱善变；既性情温顺又不轻易任人摆布；既忠诚不阿又极易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作者洋洋洒洒的十五万字，将日本人的国民性归结为简单深刻的四个字：各就其位。读毕《菊与刀》，我以为，日本人的矛盾性也源于此，即，各就其位背后的深重的等级制。用“深重”二字，而不用“沉重”，因为此制度在带给日本人适当压迫的同时，又似乎深入人心。日本人整个社会的等级制，等级氛围，等级意识并不似中国古代那样，在宣扬皇权至上，压迫人民的同时存在社会底层的反抗，在日本看来，这并不是压迫，人，是从出生到死去就该守住他在家庭和社会中应有的位置，就像作者所言“认可等级制的习惯思维对他们而言像呼吸一样自然”“对等级制的遵守是一门艺术“。从家庭中不同年龄，辈分，性别享有的不同家庭地位，到整个社会架构政治，宗教，工业自上而下不可逾越的特权界限，甚至于在对外宣战时所宣扬的“大东亚”地位，认为“世界的眼睛正注视着他们”，试图将这种真正的日本产物强加给其他国家，无一不是日本的等级制的体现。比如，在一家中，父亲是一家的男性之长，用餐时他要第一个举筷，沐浴时也是他先入浴。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比丈夫低，走路时要跟在丈夫身后。然后，每个日本人将自己在家庭中学习等级制的习惯，运用到经济生活以及政治等广泛领域。在集团中，一个人要学会向所有“适得其所”的人表示敬意，即使那个人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支配力，而且不仅要了解鞠躬的对象，也要了解鞠躬的程度。说到这，我不得不着重提一下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我们都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行君主立宪制，首相成为行政大权的掌控者，但是，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废除天皇制，反而日本在1889年宪法中规定,天皇总揽统治大权,内阁辅佐天皇，从而保证了天皇的绝对权力。这一方面是上层阶级的意志，因为他们相信社会架构的稳定，不变是维持自己统治的必要手段。而另一方面，是日本人们压根便没想过废除天皇，他们骨子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对天皇的崇敬与顺从。对他们来说，天皇与日本密不可分。“没有天皇的日本是无法想象的”“日本天皇是日本名族的象征，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核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这种对天皇的忠诚与诉求，常常被别有用心的军国主义分子利用，他们在投入战争时，常常宣扬“实现天皇之愿，驱除天皇之虑”，这样日本人即使手里只有竹竿，也会毫不犹豫，最后，“纵然日本人输掉了战争，但十分之十的日本人依然崇敬天皇”恪守等级制随之产生日本人的种种习惯，如高度重视人情债。因为各个阶层不可逾越的等级界限，如果一个日本人受恩于人，尤其是陌生人，他们会感到十分不安，应为他们便得时刻考虑着如何还这个“债”。在很多其他国家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自虐似的自我困扰，但对日本人，当他们说“某人有恩于我”，意思便是“我对某人负有义务”。这种报恩，还债的意识使他们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甚至奉献精神。但是，又如作者所言“日本人的典型心态是左右摇摆，从强烈的奉献到同样强烈的厌倦”，等级制在带给他们其他民族所不可比拟的责任感的同时，也使他们变得敏感多疑，极端害怕被嘲笑，被排斥，极度恐惧失败，当精神之弦紧绷至欲断之时，他们便可能对自己采取自杀这一极端而又神圣的攻击行为。日本人敬重自杀，认为这是荣耀的合乎目的的行为，只要自杀施行妥当，便可以洗清他们的名声。等级制于日本人已不再是一种社会规范，而是超越制度本身的生命习惯，与之伴随的是日本人对精神力量是的执迷，她说“精神是一切，而且是永恒的；物质的东西当然需要，但是是次要的，而且渐行渐灭。”在日本与他国的战争中，即使日本与别国力量悬殊，他们也敢于开战，因为她们叫嚣”我会以精神战胜物质“，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告全体日本国民书》也说道“力量悬殊不足惧，吾等何惧于物质哉”。除却战争，日本以此法在其他方面在调动人们积极性，比如，当民众在工厂里劳作了12小时之后又被通宵达旦的轰炸折磨得筋疲力尽时，他们就宣称：“身体越累，精神和意志就越昂扬”,当老百姓在冬天的防空洞里冻得瑟瑟发抖时，大日本体育会就通过广播指挥大家做御寒体操。这并非日本统治阶层单方面的意志，全体日本人皆相信精神的力量，由此衍生他们在一切享乐之事上的有意识锻炼的自我节制。洗澡，睡觉，性，在日本人看来都是人之常情，是不应谴责的幸事，因此，当他们沉醉其中他们会尽情纵欲。可如果要磨练人的精神意志，就要节制，因此他们有时又会通过这些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