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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的挥刀之手——读《武士道》有感教育学院英语教育1403 刘晓虹 20140902053　　一百年来，武士道与剖腹自杀在中国被视为一对同义词，而挥刀之手无疑是一名因耻辱而自杀的疯狂的失败者。这种见解因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罪行与新中国播映的数以千计的战争体裁的影片而广为流传。　　与中国人原告的身份不同，美国人或者说西方人总是希望自己以律师的身份判定武士道的价值体系。从一百五十年前日本被美国敲开大门，到六十年前日本人在珍珠港还以颜色，武士道仍然被律师与西方的陪审团视为有罪。纵然美欧作为辩护律师也是难以将武士道解释清楚。　　日本人新渡户稻造是一名深谙西方文明的学者，在一百年前他决定站在被告者的立场向西方解释一下武士道。当时他用英文写作了《武士道》一书，在短短几年内重版了十次之多，并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还将此书赠其友人。《武士道》一书不仅让世界开始从更深的层面上了解日本，也开启了泛中华文化圈的大门，尤其是儒家的伦理体系更加明晰地出现在西方面前。 　　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可以说是一种儒家伦理体系，只是日本本土文化与其有惊人的暗合。它是用中国古典哲学浇灌出来的日本固有植物——也是武士道与日本的象征樱花。武士道通俗地说来，是指“武士的训条”。围绕着这个“训条”，有几个问题凸显出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武士道的溯源问题，它是控制武士道的挥刀之手的决定性因素。 　　与西方骑士道的三大溯源“宗教、战争和光荣”大为不同，武士道几乎以其源头的重要性依次可分为佛、神道与孔子学说。佛或者说禅，提供给武士一个字：静。要求武士处危不惊乃至卑生亲死。禅是更高要求的“静”，让武士通过“冥思默想”“确认一切现象深处的原理”，也即“确认绝对本身”。神道给予武士道佛无法提供的东西，以一字“善”可以概之。神道的宗教意味弱于基督教，与“原罪”道德体系大为相异的是神道相信人心本善，如同神一般纯洁。对于“心”的重视，使武士道视中国哲学家王阳明为圣贤，因为他极端地肯定了个体性，同时又提出“知行合一”，完全满足了日本人与武士道的理念追求与世俗目标。新渡户稻造立刻认可了这一点：日本人有着任何国家都不具有的“性格独创性上的差别”。日本人在性格上强烈的两重性乃至多重性亦成为武士道衰败的重要因素之一。神道在外化的感情上对日本人影响甚深，因为它不仅以伦理教谕的面目高于一切，而且给予日本人特别强烈的民族感情——“爱国心与忠义”。神道提供这些行为准则的方式较之基督教也更为有力，它减少了程式化的条款可能带来的疑惑，相当直接地让其深深注入武士道的精髓之中。 　　武士道作为一种特殊的道德规范，“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新渡户稻造认为孔孟的书是国民的最高权威，但是他亦提及在孔孟之道传入日本之前，大和民族已经本能地认识到了五伦之道，孔子只不过让它们得到权威意义上的确认。无论他如何解释日本民族的本能是如何产生的，事实上他在以后的行文中也没有再提起，孔孟将在《武士道》一书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孔子的言论符合了武士政治家的思维和行动，与中国不同的是孔子的形象在日本是温和而保守的。所以当孟子的王权思想与民本思想巧妙的结合为日本人所接受时，也同时被掌权者认为是危险的，因为他提供给贵族武士另一个强大的对手。但是孟子的思想已经渗入武士道的深处。中国儒家圣贤在日本武士道中的崇高地位一刻也没有丧失过，在言语中，武士道更多地把孔孟或者中国古代历史作为理论根据，而不是日本本土的历史或者圣人。 　　中国传统儒家认为“仁义礼至信”为五常，在逻辑关系上没有过多的关注，只是依照重要性作了一个排名。这种排名带有浓厚的先验的色彩，在武士道的道德体系中是不适用的。新渡户稻造为武士道的具体准则提供了一个新的体系，在重要性上逐步变弱，而在逻辑上层层递进，丝毫不可混乱。同时在内容上，“仁义礼至信”只被保存下来五分之三。 　　他提出的体系在核心上由“义勇仁礼诚”构成，在外围饰以“名誉”、“忠义”和“克己”。如果将之归纳进儒学伦理体系，应该是不会受到多少指责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微妙的变化，日本人的武士道才会被中国人也视为异端。因为这些差异使挥刀之手在日本符合理性，而在中国则违背理性。 　　“仁”与“义”在中日两国的不同排名开始了对武士道的歧视。武士道将“义”放置在首位，虽然它知道孟子说过“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但是它依然在路上义无返顾地前行。在武士道看来，人只要踏上了“路”，也就自然有了“义”，从而实现了自己的责任或者把自己置放在一个符合权威的所在，于是在心灵上得到了最高的安定。在新渡户稻造开来，“仁”只是一个前奏，一个迈入正途的小过门，主旋律才是最重要的。 　　“勇”决不是因“义”而产生，它是约束“义”的第一把，也是最重要的锁。它所住了因为尊崇义理而可能引起的懦弱者的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