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分析-上海财经大学.DOCVIP

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分析 ——基于参数估计的经验研究 奚君羊 曾振宇 （载《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5期） 摘 要：本文用参数估计法检验了我国银行业的效率，发现我国银行业存在产品多样化经济，四大国有银行的效率低于新兴商业银行，并发现银行成本与非利息收入、利率和营业机构成本显著相关。我们还从制度层面分析了国有银行效率低的原因，认为银行业的市场组织形式、银行的客户类型以及政府过于偏重对稳定的追求对银行业的效率有不利影响。 关键词：综合效率；多样化经济；制度变迁 近20多年来，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验证都表明金融业的发展和效率对经济快速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管制逐渐成为一种国际化趋势。对于处于经济转型中的我国而言，通过提高金融效率来促进经济发展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本文将分析的焦点主要放在银行业效率上，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不够发达，银行融资仍然是社会金融活动的主流。例如在200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贷款是7 239.79亿，股市融资总额为1 199.12，股市融资银行贷款额的比为16.57％。Berger and Humphrey，1997）曾对银行效率研究做了详细的回顾。根据分析方法划分，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为参数估计法和非参数估计法两大类。 银行效率的参数估计法始于本斯腾（Benston，1965）的研究。参数估计法主要以银行的规模效率（efficiency of scale）和产品多样化效率（efficiency of scope）为分析对象，估计出生产边界（production frontier）函数中的参数。早期的研究多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忽略银行各类产出间的相关性以及产出的弹性，以此对生产函数中的指数项进行估计。 后来的研究逐渐采纳了更具有弹性的二次项形式和超越对数（translog）成本函数的形式，特别是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具有易估计性和包容性等优点已经逐渐成为银行效率研究的主要方法（贝斯腾等，Beston，et al，1982）。对于多种投入和产出的银行，其对数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1） 式中，C表示总成本，y是产出向量，p是投入品价格向量，下标表示第个银行，为随机误差项。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形式也被其他学者所采用，如亨特和体莫（Hunter and Timmer, 1986）等。 我们以综合规模效率（Overall economies of scale, 以下简称为SE）作为反映银行经营规模与其成本之间关系的指标。如果产出总量增加的比例小于投入品的比例，则称该银行的经营具有综合规模经济。根据汉诺克（Hanoch，1975）的结论，综合规模经济等于成本的价格弹性的倒数，因此可以将综合规模经济定义为： （2） 在等式（2）中，是第种产出的边际成本，是第种产出的成本弹性。如果SE1，则认为在技术上存在规模经济；如果SE1，则认为在技术上规模不经济；在SE＝1时，则认为规模收益为常数。 在借助参数估计法分析银行效率方面，以对美国银行业的研究居多。这些研究一般认为美国银行业的平均成本曲线呈“U”字形，仅仅一些中小银行存在规模经济。也有一些学者对其他国家，如法国、芬兰、英国和新加坡的银行业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同样也认为只有中小规模的银行才具有规模效率。 非参数估计法主要是指包含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的线性规划方法。该方法首先由费莱尔（Ferrell，1957）提出，后来被广泛用于研究银行业的效率。在非参数估计方法中，银行综合效率等于银行在当前的产出水平下的理想最低成本与实际成本之间的比率，因此，在综合效率等于1时，银行的经营综合有效，而综合效率小于1时，则为综合无效。同样，非参数估计法也曾被广泛地用于美国银行业效率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美国银行业的综合效率在0.65～0.90之间。其他一些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对北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银行业作了分析。这些研究表明：在上述的研究样本国家中，金融中介的综合效率一般在0.80左右，但是国与国间的差别比较大，如澳大利亚银行业的综合效率平均为0.58（1996年），而新加坡银行业的综合效率为0.498（1997年）。虽然上述研究者使用了相同的研究方法，但是因为各国银行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不同，如监管制度、经营业务以及税收、会计制度的差异，因此，银行业的综合效率很难进行国际间的比较（伯格和汉弗莱，Berger and Humphrey，1997）。另外，银行的综合效率也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研究者采集样本的年份未必会相同，不同年间的银行效率差异往往较大。 我国金融业真正进入市场经济的历史并不长，而且有关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在此方面的研究较少。魏煜和王丽（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