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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义务范畴 二、道德义务的形成 （一）影响义务形成的客观因素 （二）影响义务形成的主观因素 （一）影响义务形成的客观因素 道德义务的是如何形成的？不同伦理学家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都会涉及社会存在和道德主体自身这样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来讨论影响义务确定或形成的客观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使命、责任、任务、理想’或者是（1）关于物质条件所决定的某一被压迫阶级的革命任务的观念；或者是（2）对于通过分工而分到不同行业中去的那些个人的活动方式的简单的唯心的解释或相应的有意识的表达；或者是（3）对个人、阶级、民族随时都必须通过某种完全确定的活动去巩固自己地位的这种必要性的有意识的表达；或者是（4）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受以前的生产发展所限制的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的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这里象通常一样，关于这些思想家应当指出，他们必然会把事物本末倒置，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创造力和目的，其实他们的思想只是这些社会关系的表现和征兆。”[1]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义务形成的最后和物质的基础是社会存在。这包括社会历史的进展所起的作用，包括社会分工对职业道德领域义务的影响，也包括阶级利益与阶级关系对义务形成所发生的影响等等。对于教师的义务来说，社会历史进程与社会分工的制约是十分明显的。也就是说，教师义务的理解最基本的角度是历史和分工两个角度。比如历史的角度，许多教育义务都应当作具体而非抽象的理解。教师应当注意教育公正，“有教无类”，教师有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义务。但是教育机会均等的实现又是一个长期和历史的过程，超越历史地理解机会均等等反而不利于教育事业和教育对象的整体发展。所以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对诸如“重点学校”、“应试教育”之类教育问题的伦理判断就不能简单化。从分工的角度看，教师的义务来源于社会对于教育事业的期待。专门从事学校教育事业的教师有义务承担起促进人的再生产的重任。一方面教师的天职是一切为了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另一方面，教师又必须考虑教育工作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发展培养合格的成员。在一些国家，教师的身份明确规定为“公务员”性质，更是对教师的社会义务的强调。所有具体的教师的道德义务应当说都来自于社会关系的上述历史和分工的两大方面。 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指出：“义务的权威性来自意志同习俗的关系，或者说个人同社会的关系。”[1]“父母、民族、神灵的三重权威在义务感中显示了自己：义务感是对一个较高的限制爱好的意志负有责任的感情。”[2]这些论述说明了道德义务形成过程中另外一种客观因素——习俗的作用。道德习俗实际上是历史地形成的主体在道德上的一种共识或契约。这一共识或契约虽然对群体而言具有主观性，但对特定的道德个体主体来说却具有客观环境的特质。从事特定行业的人浸泡在特定行业的职业道德习俗之中。所以习俗的作用在教育和其他职业道德义务形成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行业传统和同行的作用都对教育义务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二）影响义务形成的主观因素 决定义务的主观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先验理性，二是道德认知。 康德指出：“一切道德的概念的中心和起源首先完全在于先验理性。并且不仅在于最高程度的纯粹思辨的理性中，而且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人的极平常的理性中”[1]。过去我们曾经片面地认为康德有关“先验理性”的这一提法只是唯心主义的，只具有神秘性和片面性。其实，义务既然是主体对责任的体认，主体自身没有一定的心理基础也是不可能的。 按照社会性遗传理论的观点，人的某些社会性心理形式是可能遗传的。人类社会千百万年对人际关系进行道德操作的实践活动在道德心理形式上肯定会有所积淀，使之成为人之为人的重要本质之一。所以，孟子所言的“恻隐之心”与康德所言的“先验理性”我们今天都是可以作唯物主义的解释的。那就是说，对于个体来说是“先验”的东西（道德理性），实际上是人类整体社会（道德）实践的产物，即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后天”的、实践的产物。先验理性的存在是主体能够将客观的责任转化为义务感和良心机制的前提。就是说，一个道德主体，首先是凭借所谓的先验理性去直觉地认可某种责任是否属于自己的义务范围的。 道德认知是责任确定或义务形成的现实机制。因为仅仅有先验理性只是解决了义务形成问题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