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陕西“枪下留人”案的再调查.docVIP

对陕西“枪下留人”案的再调查董伟伏法了，但事情并没有随着延安刑场上的枪声的消散而结束，在新浪、搜狐等著名网站，每天都有多人参与讨论，全国各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没有一个刑事案像董伟案这样受到如此大的关注”。讨论的主要焦点是：董伟案一、二审律师以及学界、媒体提出的疑问有没有道理？陕西高院是怎样复查这个案子的？ 　　带着诸多疑问，本报记者再赴西安、延安，对此案进行了更深入的采访。 　　一块墓碑两个忌日 　　9月5日上午，延安郊外。 　　行刑的枪声响起，27岁的陕西农民董伟在最高人民法院“枪下留人”令下达130天后倒地伏法。备受国人关注的“枪下留人”案在司法上尘埃落定。 　　董伟当天就被送回家乡安葬了。在坟头上，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董伟，27岁，2002年4月29日因疾寿终正寝”。这是上次行刑前立的，日期过段时间要改成“2002年9月5日”。 　　董伟的父亲董玉雄是在9月4日下午才知道董伟刑期的，当天，他连夜赶往延安，9月5日7时，在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他见到了即将赴刑的董伟，父子一年多未见了，这是最后的告别。法警给了他们3分钟时间，董伟对父亲说：“告诉妈妈不要急，我已经走上这条路，没有挽救了。”同时，他还告诉父亲，他有点东西在看守所，让父亲去取出来。 　　董伟所说的“东西”是一本日记本，里面夹着两张他和女友“梅”的照片。日记本封面上写着大大的两个字：“悔恨”。里面抄了很多歌词，有两封给女友“梅”的信，一页关于“去年那灰暗的日子”发生的“世上最倒霉的事”的回忆。 　　日记本里还写了些让父亲无法明白的话：“夜已深，还有什么人在狂乱心碎时，独自流血满面”，“我自己去死和你们让我去死，有什么两样，活着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开法院不是做买卖，顾客越多，就生意越好”…… 　　董伟与宋阳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董伟与宋阳的品行与身份不应该成为影响判决的因素，在此前的报道中，有太多道德化的评价，但鉴于人们对二人身世的关注，记者对此进行了一些了解。 　　董伟被捕后向办案警官介绍，他出生于1976年2月23日，1988年初中毕业后一直到1994年都在老家子洲县务农，1994年至1997年在西安市蓝盾保安公司工作，1997年至1998年在西安灞桥派出所干联防队员，1998年在延安待业至今。在延安待业期间，他曾在电影院舞厅干过一段时间，出事前在做一些小生意，给工地送水泥。从此案的卷宗里可以看出，董伟曾找一个姓马的离异女人办过一个假身份证，户口变成了延安市人，名字是董峰。 　　宋阳，延安人，死年19岁，初中未毕业即出来开大车，帮人拉货，他的父亲叫宋延平，以收废旧物品为生，母亲是家庭妇女。 　　一审开庭后，董家与宋家在延安中院法官的主持下，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过协商，两家曾达成过协议，由董家拿出5万元赔偿宋家，董家交了2.6万元，正在四处筹集剩余的2.4万元的时候，一审判决下达了，判处董伟死刑，“董伟因无赔偿能力，不予赔偿”。法院退回了董家已交的2.6万元。 　　新合议庭的组成 　　记者在陕西采访时发现，当地法律界对董伟案显得比较冷淡，一个基本评价是：“这是一个普通而简单的刑事案。” 　　据悉枪毙董伟的终审裁定是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8月26日下达的。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枪下留人”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另行组成合议庭，认真审查全案，核查有关证人证言并反复讨论”后作出的。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在董伟被执行死刑后，由陕西日报独家刊登新闻消息，并于同时登载该案的刑事裁定书，以正视听”，此外，该院“拒绝接受任何媒体采访”，最高人民法院有什么指示以及陕西省高院具体是怎么核查的，不得而知。另行组成的合议庭的人员从裁定书上可以看出：审判长为张宽祥，审判员为韩均升、田伟、张聪利以及代理审判员刘仲屹。与上一次陕西高院二审的合议庭相比，增加了张宽祥和田伟二人。韩均升、张聪利和刘仲屹三人没变。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月上旬，董伟家属曾向最高人民法院发了一份电报，“强烈要求张聪利回避此案，最好指令异地法院审理。”这一要求没有被采纳。 　　由于陕西高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公开审理。这样整个董伟案实际上只是在一审时公开开了两个小时的庭。在这两个小时内同时还审理了董伟的表哥乔胜利犯窝藏罪一案。 　　裁定书的变化 　　这份【2002】陕刑一终字第34号《刑事裁定书》审理查明的事实是：(原文)上诉人董伟于2001年4月30日晚，与延安市河庄坪乡石屹塔村希望小学教师曹筱丽在舞场相识。同年5月1日下午，董伟又约了曹筱丽、郝永军、封春丽在延安市区游玩、吃饭、喝酒直到次日凌晨。5月2日零时许，董伟与曹筱丽等四人来到延安电影院通宵舞厅，曹、郝、封等3人先进入舞厅，董伟在舞厅门口与亦来舞厅跳舞的宋阳(死年19岁)发生口角，进而厮打在一起，被在舞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