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左传》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及其文化意蕴.docVIP

《左传》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部“文史皆长”的著作，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众多走进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国家事务的女性形象，真实展现了她们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与作用。 纵观中国文学史，首先将女性纳入描写范围的是原始神话，而真正开始女性描写先河的是《诗经》。值得注意的是，《诗经》除少数篇章如《载驰》、《生民》外，女性形象大都集中在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之中。而《左传》塑造的女性形象，其中有作为、有事迹、有姓氏者近两百人之多，这些女性很大程度上不局限于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而走进了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到国家事物之中。“史书不同于小说的可以自由地塑造人物，也不同于纪传体的集中描写人物，而人物自己的语言、动作、行为显示他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历史事件发展的必然逻辑。”①《左传》描写的参与国家事务的众多女性，不仅因为她们的确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更因为她们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这一时期，女性能够走进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国家事务，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1、特定的历史环境 《左传》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主要集中在春秋中后期，也有春秋前期和战国初年的个别史料。这一时期，礼教的条条框框制约着人们，尤其是女性的思想行为，《左传》也记载了一些男女有别、男尊女卑、“三从”、“一女不侍二夫”的言论以及妻妾为人牲的遗俗。但此时封建制度尚未形成，女性虽已受到礼教的约束，但并未完全禁锢，女性的社会地位仍能得到尊重与认可。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博士及诸儒与白虎辩论五经异同，论及亲族制度时，曾提出对三代尤其周代“兴礼母族妻党”的母系制度的看法。“周承二弊之后，民人皆厚于末，故兴礼母族妻党，废礼母族父之族。”注曰：“二代之际，民有厚于母族而尊父族者。”②“这里‘兴礼母族妻党，废礼母族父之族’之制，显然的，正是母系氏族社会从母方认定亲族的母系世袭制。而且，周王朝既是‘承二代之弊’，则夏殷两代也应是较周王朝色彩尤为浓重的母系姓族。”③可见直至周代，虽然已经进入典型的父权制社会，仍保留了大量的母系色彩浓重的原始社会遗风。这从现存殷、周民族起源的神话可以窥见一斑。殷人追溯本民族历史，将源头追溯到女性始祖简狄：“天命玄鸟，降而生离，宅殷土芒芒。”（《商颂 玄鸟》）周人也如此：“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大雅 生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鲁颂 閟宫》）这既反映了人们对女性延续种族的肯定，也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可。这种观念在先秦典籍中也有反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易经》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出发，认为天地阴阳男女的对等关系构成自然、人生和谐的整体，把夫妻家庭摆到了社会政治的基础位置。在这种和谐的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处于一个相互平等的基础之上。 2、政治联姻 在周代，周天子和诸侯之间，各国诸侯相互间，天子及诸侯和卿、大夫间，异性的多互通婚姻的实质是政治联姻，旨在和睦亲族，并借以敦睦邦交，巩固政权。至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势力的衰微，诸侯国逐渐成为独立政权，一方面打大国摆脱周天子的束缚与制约，急于扩张，壮大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效果失去天子的荫护，忙于自保，政治联姻成为各诸侯国最常用、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值得一提的是，桓公因为夫人文姜与其兄弟襄公私通，被害于齐国。桓公之子庄公虽“不称姜氏，绝不为亲。”④断绝母子之义，但因齐大己小，故虽前有丧父之痛、失母之耻，仍娶齐国之女哀姜。在这种年政治联姻中，女性地位当然能够得到尊重与认可。 3、自身因素 《左传》中的女性绝大多数为贵族妇女，良好的出身使她们有机会接受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其生活环境使她们日常就接触到了政治权力斗争。这些都使她们有可能有超乎一般女子的见识和作为。同时，自身独有的身份与地位使她们能够介入政治生活，甚至走进权力中心。桓公三年，“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故遂之，出居于魏” ④。由此可以想见其权势之大。作为诸侯之母、夫人，她们虽然不是国家的主宰者，当然不能统治国家，但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并没有能够阻止她们参与国家事务。在这里，她们并没有被强调“无违夫子”，也并非荀子所说那样，作为人妻“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自竦也” ⑤她们可以借助独特的身份去参政和议政，参与国家事务。 作为一个阶层来说，《左传》中的女性不具有独立的政治力量，更多的是作为统治阶级的附庸而存在。但历史环境，从而与政治、权利发生密切的联系。所以，这里不从传统道德而从女性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探讨其形象特点。 1、多具有杰出的政治才干 这是《左传》塑造的女性形象最为突出的特点。 《左传》中描写的妇女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出身贵族，当她们以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