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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硬伤累累，岂能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与孙玉华、王丽丹、刘宏诸位先生商榷 余一中 　　编者按：作为书评媒体，其职责不仅仅是向广大读者推荐好书，也有义务为推进学术批评和讨论尽绵薄 之力，为包括作者、读者、出版人在内的各方人士搭建一个公共交流平台。因此，我们一向对批评和反批评 的文章格外重视。在此，我们刊发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余一中先生关于《拉斯普京创作研究》的评论文章， 也欢迎被批评者作出回应，我们会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对待参与讨论的双方。? 　　罗蒙诺索夫、齐奥尔科夫斯基、柴科夫斯基、加加林等都被孙玉华们无中生有或牵强地说成了“西伯利亚文明史上”的名人（第11页）……再如，孙玉华们把普里什文的中篇小说《人参》说成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第14页）。这又是惊人之语。因为普里什文生前一直都有意识地和当时苏联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保持着严格的疏离状态，只管描写他所热爱的大自然，歌颂他所珍视的生命。 　　瓦连京?拉斯普京是当代俄国著名作家。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玉华等人撰写的《拉斯普京创作研究》。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吧。 　　书的封面上印着三个作者的名字：孙玉华、王丽丹、刘宏。封面折页的“作者简介”和书的扉页告诉我们：孙玉华，女，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导，大连外国语学院院长，全国教学名师，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他两人是她的下属，分别是副教授、教授。这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但是，看了目录后读者就会觉得别扭。例如，第一章“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语境”中，四节的标题分别是“群体通性：西伯利亚文学”、“个体特质：拉斯普京的早期创作”、“传承经典：作家的世界图景”、“社会‘病态’：世纪末的文化转型”。一串排比，整齐，漂亮，而且响亮，但是文不对题，文理不通。首先，既然整章是讲“文化语境”，那么其中各节都应当讲这语境的成因、现状等等才对，怎么当中岔出来了两节讲拉斯普京的创作个性的呢？其次，从四节标题的结构看，冒号后面的词语是解释冒号前面的词语的，然而第三节标题里的“作家的世界图景”又该怎么解释“传承经典”呢？只有在读了该节后才知道，原来，那一节里讲的是拉斯普京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宁、肖洛霍夫的某些创作手法。书中分别用了5页半和10页半来讲拉氏对陀氏、对肖氏的继承，而只用了1页零4行讲拉氏与布氏的关系。且不说1页零4行的篇幅根本说不清拉氏与布氏的关系，仅从篇幅上讲，这一章的结构就不成比例，给人以胡乱拼凑之感。再者，既然该节标题是“作家的世界图景”，该节自然应当讲作者描绘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世界里有些什么人、什么东西，他们在这世界中又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怎样活动的等等，然而该节实际上说的却是创作手法，也即作者是跟谁、怎样学着描写世界的。本该解释“写了些什么”，结果却在说“怎么样写”。这不是文不对题又是什么？ 　　这类思维混乱，逻辑不通的错误在“专著”的各个层面上都比比皆是。例如，第一章的开头，作者在引了拉斯普京的话（“我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解决经济问题，我只对道德问题感兴趣……”）之后写道：“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拉斯普京向来从道德优先原则出发来评价社会……”接下去，作者又写道：“作家情急之下的道德主题并非因理想丧失、道德堕落的俄罗斯今天的世俗化和市场化而起，只是社会剧变才使其道德焦虑有所凸显。”（《拉斯普京创作研究》，第7页。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前面刚说完拉氏“只对道德问题感兴趣”，他“向来从道德优先原则出发来评论社会”，后面突然“道德主题”又成了“作家情急之下”的选择。真是不知所云！再如，第三章第二节的第二小节的标题是“记忆即遗忘”。（第133页）这话说得可真够雷人的。“记忆”到底怎么就是“遗忘”的？你纵使把那一小节读了几遍，也休想找到答案。 　　再如，第二章第三节的第二小节的标题“道德堕落与精神死亡：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俄罗斯现状”。这种惊人之语也只有无知者才能无畏地说出来，因为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把“俄罗斯现状”等同于“道德堕落与精神死亡”，而且这种“死亡”“现状”的成因就是“西方文化冲击”。如果你想从这一小节中获取什么相关信息，那又将是白费功夫，因为孙玉华们虽然赏析性地“分析”了作家的几部小说，却没有一句话用来分析西方文化是如何冲击俄罗斯的。西方文化在孙玉华们的笔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俄罗斯灾难的替罪羊。 　　另外，书中的常识性错误不胜枚举。例如，罗蒙诺索夫、齐奥尔科夫斯基、柴科夫斯基、加加林等都被孙玉华们无中生有或牵强地说成了“西伯利亚文明史上”的名人（第11页）。实际上，这些人都不是西伯利亚人，他们的主要活动也都与西伯利亚没什么关系。再如，孙玉华们把普里什文的中篇小说《人参》说成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第14页）。这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