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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夫妻共同生育权之探析 　　一、问题的提出 　　生育不仅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社会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生育方式的多样化，生育权也从最初的一项自然权利逐步转变为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近年来生育权纠纷的案件层出不穷，而我国关于生育权的立法相对滞后，学界的研究分歧也比较大。究竟什么是生育权?谁享有生育权?生育权冲突应当如何解决?这些生育权最基本的问题，给我们的立法工作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我们必须正视并研究这些问题，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种种生育权冲突。本文从生育权的概念入手，分析生育权的性质、主体和内容，并针对目前存在的较多夫妻生育权冲突提出自己的一些设想，以期对生育权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有一定的意义和帮助。 　　二、生育权的概念 　　人类的生育经历了原始社会的完全自然生育阶段、封建社会的义务生育阶段，再到现代文明社会中生育是个人的权利的自由生育阶段三个发展演化阶段。只有在自由生育阶段，人们才开始对生育权进行专门的研究。囿于对生育权主体和性质认识的不同，学者们对生育权的概念也是众说不一。目前主要的观点有：(1)生育权是指基于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享有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以及如何生育子女的权利;(2)生育权是已婚妇女和其他妇女决定是否生育子女和如何生育子女的人身权利;(3)生育权是任何公民，不论男女，不论婚否，都平等享有的一项人格权。 　　从上述几种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生育权的概念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学者对以下几个问题还存在争议：第一，生育权究竟属于人格权还是身份权?第二，生育权到底应该由哪些人享有?妇女、已婚夫妻抑或任何人?第三，生育权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笔者认为，生育权应当属于身份权。《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生育一词的解释是生孩子，而我们都知道不论正常的两性生育还是人工受精和体外受精，均需要精子和卵子相结合受精才能生育孩子，因此生育权不论男女都需要他方的合意才能行使。胎儿是双方共有的，应由双方共同决定其命运：生育、不生育还是放弃生育。在法律上,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婚内生育制和计划生育制度,生育权作为一项人身权自然表现为夫妻双方共同享有。 　　然而，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使得传统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开始选择单身的生活方式，婚姻在现时和未来社会中似乎已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未婚者挑战传统欲采用人工生殖技术进行生育。这给我们的立法提出了新的问题：婚姻关系外的公民是否享有生育权呢?笔者认为，法律制度的建立取决于法律所体现和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就我国目前国情而言，生育权应由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享有，其应当属于配偶权的组成部分。婚姻状态外的公民不能采用人工生殖技术进行生育，理由有以下两点：第一，未婚者挑战传统生育子女，其所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子女从一出生就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其无可选择地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和伤害，子女幼年身心发育不全，当他们面对社会的异样反映时很难采取合理的方式处理，这时给他们造成的伤害有时会影响他们一生。《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条看似立法对女性权利尊重的规定，实质上是从立法上纵容女性的不理智，并且以牺牲伦理道德和孩子的权益作为代价。人类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但可以选择改变现状，在母亲的生育权和未来子女的权益冲突时，两相权衡应当选择后者，毕竟母亲还可以选择婚姻来实现其生育权，而子女一旦出生伤害则是不可逆的。第二，婚姻制度规范人们的性行为,其根本目的是要使整个社会的子女出生血缘身份确定和公示化,同时,使子女一出生就能够得到父母双亲的抚育。允许独身人员人工生育,必然使子女的父系或母系血缘永远处于保密状态,从而使其后代的血缘身份在社会上永远无法确定。日积月累,必然形成近亲结婚的客观后果,从而使人类遗传优生规律无法在我国得到实现,导致婚姻制度基本功能的消失。 　　当然笔者并不主张禁止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的人工生殖方法，只是需要我们规范这两种人工生殖方式的法律监管制度，明确规定利用人工生殖技术进行生育的权利，只能赋予有合法婚姻关系经医院证明无法生育的夫妻，以维护无妊娠能力的妇女生育权，从而实现人工生殖技术予以确认的立法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和维护公民正当权利的原则。 　　关于生育权的主体问题，如前所述生育权是夫妻双方基于配偶的身份而才享有的权利，那么生育权的主体理应是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我国《宪法》第49条第2款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婚姻法》第16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可见贯彻的原则也是以夫妻为主体进行的，因为长期以来,男女两性婚内自然生育是人类自身繁衍的唯一正常的途径和方式。一个生命的形成,需要男女两性的共同意志和共同的付出。生育权作为每个自然人的人身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