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地域文化对司法影响.docVIP

试论地域文化对司法的影响 　　中华文化绵延博广、海纳百川，许多有不同血缘联系的人们，在相互交往、相互融合中逐渐形成悠久的历史和共同的文化。但人类的文化的发展是在一定的空间进行的，存在地缘、语言、经济及信仰等诸多的差异，必然存在地域性和地域差异，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楚汉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而司法主体对法律规范进行运用的司法过程，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地域特征，相应地，地域文化对司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一、古代地域文化对司法的影响 　　传统中国社会的地方基层司法风格，常因地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色。如《水浒传》[1]中，武松之嫂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合谋毒死了亲夫武大郎，武松为了兄弟大义替兄报仇，杀死了潘金莲和西门庆，到阳谷县自首。后东平府和邢部共议的判决如下：“据王婆生情造意，哄诱通奸，毒死亲夫，又令本妇赶逐，不容祭祀亲兄，以至杀伤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伦，拟合凌迟处死。据武松虽是报兄之仇，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亦则自首，难以释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奸夫淫妇，虽该重罪，已死勿论。”[2]该项判词既没有引用法律条文，也没有阐释法律精神，对武松杀人行为的否定仅止于“难以释免”，倒是对唆令男女失人伦的王婆痛加斥责，对奸夫淫妇严加贬斥，似乎此判决不是对故意杀人的武松而是针对通奸毒人的潘氏、西门、王婆三人;又似乎该判词不是法律意义的宣判而是根据法官的内心确信的道德准则做出的论述。再如，宋江因其小妾阎婆惜凭借晁盖写给宋的书信要挟他一怒之下，杀了阎婆惜，并逃往他乡。后被缉拿归案，知县虽知实情，确知其和晁盖有染，却并不依《宋形统》惩治宋江，只是作出“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3]的判决。 　　纵观《水浒传》中法官对罪犯的判决，多例都是念及“罪犯”的英雄侠义和他们平时来往时的种种好处，而徇情枉法，重罪轻判，甚至干脆置若罔闻。认真分析起来，是因为法官心目中的法律权威远远低于伦理的力量，法律的强制力也抵挡不住道德的同化。这种重人伦、重情理而轻法条、轻律意的司法判决不是宋代特有的现象，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春秋决狱、引经断案的做法。[4]这是我国古代地域文化对司法影响的特有现象，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现在看来亦有一定的精神旨趣，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不严格以法律为准绳、重实体、轻程序、权权交易的现象，直到现在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仍然存在难以在短时间内根除的负面影响。 　　二、现代地域文化对司法的影响 　　在当代法治进程中，各地区的之间的差别以文化的、地理的、经济的等各种形式始终客观地存在着。从某重意义上讲，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存在着深刻的影响。下面就其影响的基础、途径、作用等几个方分述之。 　　(一)影响的基础 　　1、实证的基础。法律规范是规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准则、标准，或是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指示、规定。〔5〕由此可知，法律规范是普遍的行为模式，可以适用于一定的角色群或适用于一定法域中的所有人，即法律规范不是针对特定的个人的，而是针对具有相同特性的个体普遍适用的，也就是具有适用的普遍性。因而，法律规范一旦制定出来，就仅仅成为一部抽象的规范，必须通过司法实践活动才能将其内容与宗旨体现出来。司法活动是一种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其核心内容是用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价值观念来评价人们的行为，从而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因而，它要求司法主体将法律规范的内容全面地体现出来，尤为重要的是，应当体现法律规范的精神。由于司法活动必须经由司法工作者的参与，而法律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6]因而，司法主体自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综合产物，他自身判断事物的标准就是地域文化的综合反映，而且，由于生活环境以及道德习俗等的影响，他(或她)的判断标准还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细微改变。因此，司法主体生活在具有文化差异的不同地域的客观事实，为地域文化对司法的影响产生了实证基础。 　　2、法律的基础。法律规范的抽象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对所有有害于社会的行为都进行确定而详尽的规定，即它只是提供了判断是非的标准、准则等，这就为特定地区的文化影响司法活动提供了法律的基础。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司法人员判断特定犯罪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少数民族地域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那些悖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犯罪行为，在确定其是否应当遭受刑事处罚时，决定对其适用刑事处罚的可能性较高，同时，在决定对该类危害行为适用刑事处罚时，给予它的刑罚也往往较重;反之，对于那些能够被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给予适度同情的犯罪行为，在确定其是否应当遭受刑事处罚时，决定对其适用刑事处罚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在决定对该类危害行为适用刑事处罚时，给予它的刑罚也往往较轻。[7] 　　(二)影响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