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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诗十九首》之感伤情怀 摘要：《古诗十九首》是我国诗歌史上继《诗经》之后，由汉代文人创作的一组抒情五言诗。体味《古诗十九首》，把握其情感特征，取一词可括之，那就是感伤。本文以其感伤情怀为论述的中心，从感伤情怀的产生的成因；感伤情怀在《古诗十九首》中游子诗和思妇诗上的具体表现；以及这种感伤情怀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个大的方面对《古诗十九首》中的感伤情怀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 感伤情怀 成因 具体表现 产生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是中国古代五言诗中永远的瑰宝，专享有“五言之冠冕” [1]的盛誉。其与以叙事为主的汉乐府相反，走的是一条抒情道路，它的情感具有独特的魅力。如钟嵘在《诗品》中评其为“文温而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2] 马茂元在《古诗十九首初探》中也说：“《古诗十九首》所以为千古志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人读之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身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古诗十九首》为至极。”[3] ，由此可见，《古诗十九首》可谓是至情之文，它围绕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所写的是生活上的牢骚与不平，时代的哀愁与苦闷。正如沈德潜在《古诗源》中所云：“古诗十九首……大衰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4] 这相当精确地概括了这组诗歌的基本内容。 《古诗十九首》之所以使千百年来的读者为之感动、与之共鸣，就是因为其抒情主体所流露的情感是人类情感的基型。对于人的一生而言，这些情感不仅是人类所共有的，而且是每个人一生当中应当克服又难以克服的情感，它不仅常常使人陷入感伤的漩涡，甚至还使人流于颓废和堕落，使人疲于奋斗、懒于进取、甘于自戕。而其中的离别之情、失意之情和人生的无常，总是让人产生痛苦、消沉、惆怅的感伤之情。这种感伤之情在羁旅在外的游子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他们将这种久郁心中的感伤之情发之于外，便产生了千古感伤的《古诗十九首》。 一、《古诗十九首》感伤情怀之成因 汉代避讳极严，犯者罪至死，惟东汉不避。比如《古诗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中的“盈盈楼上女”以及《庭中有奇树》中的“馨香盈怀袖”，两句诗中都有一个“盈”字，对此明代王世贞和近代梁启超都认为这两首诗一定不是西汉作品，因为西汉惠帝避讳“盈”字，所以这两首诗一定作于东汉时期。[5] 东汉王朝为了加强其统治，开始就奉行并发展了西汉武帝刘彻以来的养士政策，在首都建立太学，到了质帝刘瓒时代，太学生一次就发展到三万多人。太学生吸收的对象也逐渐放宽，并不局限于贵族官僚子弟。与之相适应，那就是东汉王朝的科举制度，由地方官吏推荐乡里中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授贤良、方正、孝廉、秀才等，然后由中央或州、郡征辟。统治阶级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为了便于统治人才不断地得到补充，巩固其政权基础。在这种政策和制度下，当时的政治首都洛阳就必然成为求谋进身的知识分子猎取富贵功名的逐鹿场所。《古诗十九首》中的游子就是为了功名富贵而背井离乡、漂流异地。而东汉末年是政治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同时也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表现得最尖锐的时期。政治上，外戚、宦官、官僚互相倾轧，朝廷松弛、奸邪当道，尤其是桓、灵二帝时期，政治更为腐败，外戚、宦官横行霸道，陷害贤良，并公开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下层的文人，他们纵有才学，可身份卑微、地位低下，怎能攀得上高官，又从哪里获得万贯黄金以谋取一官半职？求谋进身的理想得不到实现，所有的希望因遭受现实不断的打击变得越发渺远。彷徨、苦闷的心情使他们看不到未来的曙光，找不到人生的出路。所以，他们拿起愤懑之笔，借助诗句道出了胸中哀怨的感伤。 除此之外，游子们的感伤之情还源自于他们所受到的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国家，而儒家关注现实，积极投身社会的入世精神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奋发进取，并以此为人生的价值取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已成为世人们的座右铭，尤其是西汉武帝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儒家思想更被推为独尊的地位。与这种大一统政治相适应而形成的大一统的文化思想，更从文化心理上强化了士人的儒家正统思想。在时代的感召下，他们无不自觉地将“修养治平”和“三不朽”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表现出强烈的功业意识和高涨的入仕情怀。儒家学说的长期陶养，使士人们产生了浓郁的救世情结，他们渴望获得投身社会、参与政治的机会，以实现其辅时济世、澄清天下的宏愿。弊端丛生，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更触发了他们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他们怀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腔忠勇之气，广结同盟，奔走呐喊，努力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当时国运的衰颓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们的一腔热血换来的只是一次次的失望。黑暗的现实和残酷的统治，不仅击退了他们“功业不朽”的梦想，而且颓乱的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