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玠帅府一座显赫了四个朝代衙署.docVIP

余玠帅府一座显赫了四个朝代衙署 　　几乎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衙署，或保存完好，或遗迹尚存，或改址重建。一座衙署之于一座城市，就如同故宫之于北京的意义。站在历史的角度，这甚至是“城之所以为城”的凭证。但在重庆，如此历史悠久的一座城市，这样的凭证却一直缺失着，直到余玠帅府被重新发现…… 藏在旧墙砖里的帅府 2009年底，渝中区危旧房改造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几位正在巴县衙门老鼓楼拆迁工地施工的工人，突然从黄土里挖出了几块暗灰色墙砖，砖上刻有一行大家都不认识的繁体字。 “这会不会是文物哟？”一位年长的工人有点经验，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接到工人们的爆料后，渝中区文管所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核查后发现，墙砖上的铭文字样是“淳祐乙巳”。细细琢磨，“淳祐”是属于南宋末年宋理宗的年号，“乙巳”则是以60年为周期循环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中的第42年。宋理宗在位时的乙巳年，便正好是南宋名将余玠坐镇重庆主持抗蒙战争的日子。 这一发现令专家们眼前一亮：这些砖块是不是来自之前翻遍重庆而不得的余玠西南大营呢？ 2010年4月，准备妥当的市考古所正式对该建筑遗迹进行挖掘。几天下来收获颇丰，遗址内出土珍贵文物3200余件，以及数万件标本。其中包括“縣”字木模印、宋代钱币“淳祐通宝（当百）”、青花花卉香炉，以及一堆礌石（古代作战时从高处往下推以打击敌人的大块石头）等。由此，专家初步推断此处为宋代建筑遗址。 最让人惊喜的是，考古队发现了一处建筑遗迹——夯土包砖式高台建筑。建筑遗迹略呈方形，经专家测量，东西宽24.7米、南北残长24.3米。建筑内部由夹杂小型鹅卵石的黄灰沙土夯筑而成，四周砌筑有护坡墙体，护坡墙体基础用大型长条石块砌成，护坡墙体以青砖砌筑，砖墙残高7.65米。四面护坡墙由下至上越来越窄，墙体呈79度倾斜。 宋代等级森严，宫廷、衙署、民居等每一类建筑如何建造都有严格规定，而在重庆，这一高度规格的高台建筑只可能是衙署（州府或军区最高行政机构）所建，当时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修建。 又据文献记载，南宋四川宣抚使余玠来重庆后以重庆府衙署为帅府，背依金碧山（即今天解放碑所在位置）、面朝长江。宋蒙战争爆发后，淳祐二年（1242年）余玠任兵部侍郎、四川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后于衙署筑高台樵楼。遗址高台建筑用砖上的铭文“淳祐乙巳（1245年）”，这与余玠建高台时间段吻合。 综合以上信息，专家们终于确信这一遗址正是南宋抗蒙名将余玠的帅府。 余玠帅府被发现的消息在考古界引起轰动，这一发现也成了当年全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让人产生疑惑的是，在众多的王爷、知州、道台中，为何考古学家们偏偏如此重视余玠，大多直接称这遗迹为“余玠帅府”。这位余大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帮主到大帅的奇幻人生 余玠，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州）人。与大多数宋时武人出生行伍不同，余玠是纯粹的文人出身，青年时代就读于江西九江著名的白鹿书院。但他又是秀才堆里的奇葩，当大多数同窗在庭院里就经史典籍的注解争得不可开交时，他喜好的却是“户外运动”。史书记载：“余玠，少为九江白鹿门生，喜功名，好大言，善斧器，落魄无行，啸聚党羽，直三年，满城惧之。”用白话翻译过来便是：“余玠，高等学府白鹿书院门生兼九江城斧头帮帮主，三年里，凭一帮兄弟，两柄大斧，从城东文昌门砍到城西含光门，当者无不披靡。”史书并没告诉后人一介书生是怎么成为一座城市的“黑道龙头”，但却记录下了这一“事业”的终结——余玠因在一次帮派斗殴误杀围观的卖茶翁，激起民愤，只得灰溜溜地逃出城去，离开江西，避罪躲入安徽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 在淮东军的地头还没踩热，余玠便向赵葵作词毛遂自荐，并受其赏识，被提拔为随军参谋。嘉熙三年（1239年），在汴州、河阴的惨烈拉锯战中，余玠以无衔参谋的身份率领一支无主小分队游击作战，将蒙军大部队困在汴州进退不能。 淳祐元年（1241年）十月，蒙古大军围困安徽凤阳，他又率一支船队星夜出击，绕过凤阳北岸登陆，照着蒙古大军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解下凤阳之围。 这一战让整个宋朝为之振奋，余玠的军事才能引起了南宋第五代皇帝宋理宗的注意，被破格宣召入京面圣。金銮殿前，他在皇帝和诸位朝廷大佬的注视下毫不怯场，以自己为例，说不管有无文化之人，一参军便被指为粗人，被读书人鄙视；无论立下多大的战功，也不如会试时一篇不痛不痒的锦绣文章。他希望宋理宗在这国家危亡之时对待文武官员应一视同仁，不要偏重，否则受到歧视的武官可能生出异常。这一番大胆的言论直击宋朝重文轻武的国本，事后引得喜好辩论的宋朝内阁一番鸡飞狗跳。余玠的名字，从此深深印入宋理宗的脑海。 五年后（1246年），蒙军开始计划左、中、右三路伐宋，其中左路计划水陆并进吞并四川、重庆，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直取宋都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