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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协商:农民工权益保障新途径 　　【摘要】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由于受到城乡二元体制以及自身弱势地位影响，制度内维权不畅、制度外维权受阻，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公共协商”这一制度设计有助于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促进其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冲突；有助于促进公民政治，全民参与；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公民社会发展。 【关键词】公共协商 农民工 权益保障 社会建设 2012年初，中央电视台聚焦民生热点“农民工讨薪”，新闻频道连续报道7集《蹲点日记：杨立学讨薪记》。引起很大社会反响。《新闻联播》中也播出4集连续报道，2013年央视新闻频道再次集中报道杨立学帮人讨薪，再次引起社会舆论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权益保障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随着中国转型过程中形成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各种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也日益显现。各类农民工权益受损的维权事件涵盖了从农村的农民土地维权到城市的农民工劳动维权，从公共领域的环境维权到针对私人领域的个人维权等诸多社会生活方面。如何妥善地解决社会转型期下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探索有效的矛盾化解机制，是我国社会管理的重要现实课题。“公共协商”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多方协商、促进农民工参与政策制定与实施、最终保障、维护该群体的权益。这对创新社会主义管理制度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建设和谐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讨薪路上公共协商显雏形 在杨立学的个案中，我们看到政府、农民工、企业三方之间的互动。而每次互动都离不开一个词—协商。不管是企业的让步，还是在杨立学给书记下跪，书记的调解中都隐隐透露着“公共协商”的影子。公共协商是指政治共同体成员参与公共讨论和批判性地审视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公共政策的过程。博曼指出，公共协商作为交换理性的对话性过程，目的是解决那些只有通过人际间的协作与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情形（Problematic situations）。根据这个定义，协商与其说是一种对话或辩论形式，不如说是一种共同的合作性活动。①美国学者诺埃里·麦加菲在《民主审议的三种模式》一文中分别阐述了三种颇具代表性的模式：（1）以偏好为基础（preference - based）的协商民主模式。主要是通过政治科学对经济学语言和理论结构的借鉴而实现的，强调协商最终的结果仍需转化为某种社会排序。（2）理性程序主义（rational proceduralist）协商民主模式。它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和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中生发出来，要求参与者根据协商的理由应该是理性的，并能为所有人所接受；（3）综合的（integrative）协商民主模式。与其他民主理论不同，商议性民主理论家们都强调，集体决定应该由那些认同理性和公正价值观的参与者通过协商—对话、商谈、辩论和审议而作出。商议能够使一个复杂的、分化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包括持不同政见者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具有合法性的决定。它不仅仅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还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形态在制定公共政策、化解社会矛盾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杨立学讨薪过程中，无论杨立学还是欠薪的企业双方都认为自己的作为合理合法。杨立学多次向其所属的劳务公司和建筑公司讨要欠薪，两家公司却互相推脱。杨立学认为自己的劳动权受到了侵害，公司却以内部核算分歧而拒绝发薪。纠缠于劳动权或核算劳动量都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相关各方在地方上进行包容的、无条件的直接理性对话，将双方的需求进行明确表达，经过商谈、磋商获得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杨立学在多方的促成下达成了政府、企业和自己的对话。在经过多次协商会后，劳务公司的包工头与建筑公司还是达成了协议，劳务公司在第二天提交农民工工资发放表，建筑公司提取75万元现金送到劳动监察支队，劳动监察支队确定发放地点和流程后，在共同监督下，由劳务公司直接对农民工发放。哈贝马斯所强调的公正解决冲突的唯一基础—包容性对话程序—在这一事件中可以清晰地呈现。协商民主促进了旨在增加相互了解的对话：公民致力于通过讨论而非其他方法解决冲突，这依赖于理性协商模式，而不是战略性或工具性模式，避免了以往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出现的个人过激行为或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但杨立学只是一个个案，他能够和劳务公司管理层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对话，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因此，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建立完善的协商制度，通过制度保障确保其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才能使得社会政策切实反映农民工群体的诉求，保障和维护农民工群体的权益。 公共协商在农民工维权多重困境中的嵌入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14533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1567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2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