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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大我国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思索 　　摘 要：我国当前立法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规定模糊且索赔主体的范围狭窄，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导致多个行政主管部门之间职责和权限的冲突，不利于保护海洋生态损害案件的受害人，也不利于保护海洋环境。应当扩大我国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的范围，将检察机关、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主体都纳入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范围，以充分地赔偿油污受害人的损失，进而保护海洋环境。 关键词：海洋溢油；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索赔主体；康菲溢油事件 中图分类号：B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6-0078-06 随着国际海上运输的发展和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海洋生态环境受到巨大的威胁，由船舶溢油和油井溢油导致的海洋溢油污染事故频发。2011年6月发生的“康菲溢油”事件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海洋渔业财产损失和难以估量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本文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以“康菲溢油”事件所显现出来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局限性为视角，探讨进一步扩大我国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范围及其法理依据。 一、现行法律关于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主体规定的局限 （一）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 我国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专门性法律是2000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该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第5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对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并负责全国防治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组织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评价和科学研究，负责全国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和海洋倾倒废弃物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港区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港区水域外非渔业、非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并负责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外国籍船舶造成的污染事故登轮检查处理。船舶污染事故给渔业造成损害的，应当吸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参与调查处理。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负责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工作，并调查处理前款规定的污染事故以外的渔业污染事故。军队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及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的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法及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 （二）现行立法关于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主体的规定过于原则化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为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了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行政机关有权代表国家行使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诉权，使得行政机关可以作为国家的代表对海洋生态损害提起索赔请求有了法律依据。但该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到底应该由哪一级、哪一个行政机关代表国家索赔、行政机关之间应该如何明确各自的职权，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其诉权的范围包括哪些，其可以提出索赔的污染责任者包括哪些人以及损害赔偿的范围等。 虽然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我国的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主要包括国家环境保护部门、海洋部门、海事部门、渔业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等主管部门，但是由于有这么多个行政机关都对海洋环境具有监管权限，有时几个部门对同一个问题还有交叉、重叠的监管权，而且有时当损害发生在多个区域时，如 “康菲溢油”事件影响了环渤海的多个区域的海洋环境甚至给渔民造成损失，那么到底是由哪个区域的哪个行政机关来代表国家提起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呢？因此，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不同的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例的索赔机关多样化的现象。例如，在1983年“东方大使”号船一案中，代表国家进行索赔的是环保和水产部门；[1]在1997年“海成”号轮一案中，代表国家进行索赔的是渔政部门；[2]在1999年“闽燃供2”号轮溢油案中，代表国家进行索赔的是环保和水产部门；[3]在2002年的“塔斯曼海轮”一案中，代表国家进行索赔的是海洋和渔政部门。[4]而在此次的“康菲溢油”事件中，代表国家行使海洋生态索赔权的又将是哪个行政部门呢？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中将能行使索赔权的海洋行政管理机关的具体职责范围确定下来，使它们分工明确，在发生具体纠纷时也不至于在由谁代表国家索赔的问题上发生相互推诿的现象。2002年的“塔斯曼海轮”事件中，天津海洋局代表国家作为索赔主体的地位曾多次遭到被告的质疑，并且在一审中生态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