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崭新视角.docVIP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崭新视角 　　一、利益反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正当性 　　在法律意义上，利益反哺是指存在利益差距的相关社会主体之间，处于利益强势的一方主体基于社会义务，对处于利益弱势的一方主体予以利益上的弥补或者回馈，从而满足其利益需要，实现共同发展的社会活动。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同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失衡成为一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失地农民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一自身赖以生存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沦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利益受损更加严重，并逐步发展为新的弱势群体。因此，以利益反哺为逻辑起点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也就成为缩减社会主体利益差距、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 　　(一)群体反哺：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弥补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具有单一国家干预色彩的征地制度成为政府以经济手段配置土地资源的一种方式，国家可以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也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与此同时，《土地管理法》还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而对国有土地的界定当然地包括原属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从法律语境上看，我国的征地制度是建立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根本一致、公共利益相对优先的人文价值判断基础之上，并以法律语言将公共利益从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狭义概念范围扩大到包括公益性建设和经营性建设在内的所有经济建设，这与马克思主义利益论中关于公共利益的解释有一定差距，是国家本位思想长期作用于社会活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利益是满足人们生物性和社会性需要的客观条件，它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导致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化和矛盾，个人利益是人的能动性的根源所在，公共利益则首先是“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总是代表公共利益与集体这一土地的所有者与农民个体周旋，农民为个人利益的增加与政府讨价还价，政府和集体都不愿放弃或者减少披上合法化外衣的最大期待利益，征地的过程实质上成为政府、集体、农民为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相互博弈的过程，博弈的结果是政府获利最大，其次是集体，农民获利最小。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征用农地的土地收益分配是：政府占60%至70%，村级组织占25%至30%，农民仅占5%至10%，经济学上的公共利益的成本也被三者中最弱势的失地农民全部承担。法学界的通说认为，失地农民在政府所谓的合法征地行为中，以一个无特定义务个体的形式，对国家作出了特别牺牲，这是有违法律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的。 　　从通说的观点很容易看出，失地农民丧失土地并没有可以归责于他们自身的原因，所遭受的牺牲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基于公平正义的精神，法律上应当采取一种技术方式加以调节，让全体公民共同来分担失地农民所作出的这种牺牲，陈泉生：“论土地征用之补偿”，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5期。 以实现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弥补，达到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目的。这种再分配其实是通过社会的共同努力对遭受社会风险的社会成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利益，使其摆脱生活困境，维持生活安全的一种社会方案，是让失地农民能尽快占有、使用社会资源的最佳途径，也就是法律制度中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 　　(二)阶层反哺：工业化成果对农业社会的回馈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从英国最初的“圈地运动”开始，失地农民的出现是在工业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出现的，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按照社会学对工业化进程的划分，一般有三个阶段，即：工业化初始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工业化高级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在工业化初期，对工业实施倾斜发展，依靠农业剩余发展工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要求，这个阶段的制度设计往往以追求经济效率为主，自然会出现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换来经济整体发展的情况，在这个时期失地农民的数量较少，生活需求相对较低，也淡化了工业化对这一群体的利益减损甚至侵害。 　　当工业部门已经建立起独立完整、分类齐全的体系，工业化资金积累达到相当规模，工业部门具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内在能力时，既是工业化的黄金发展期，也是工业化的矛盾凸显期。一方面，城市与农村、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物质财富都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日益明显，农民会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在共享工业化成果上的差异，我国目前就处于这一阶段，此时应当选择“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发展战略。失地农民的数量在工业化中期增加较多，他们在前一阶段堆积的所有关于利益分配的不满和怨恨都会在这一阶段被激发，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形成一个影响整体稳定的社会阶层。另外，由于城市化、工业化征地导致生产要素和资源进一步流向城市和工业，支撑农村和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