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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侠义风气及其在西汉的萎靡 程念祺 《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二年，记楚宋泓之战，其曰：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 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 “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 “未可。”既阵而後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 曰：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 不鼓不成列。”子鱼曰： “君未知战。 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 勍 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 者，皆吾敌也。虽及胡 ，获则取 勍 耇 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 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 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 可也。” 儳 春秋时代，世道人心大变，而贵族余风犹劲，所以还有像宋襄公这样的人物，相 信所谓仁义的力量。那一时代，相信仁义的力量的，当然不止宋襄公。 《春秋左 氏传》记有 “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讲郑庄公放任其弟公叔段为非作歹，而目 的则在于使公叔段自取灭亡，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义不昵厚将崩”。 （《春秋左氏传》隐公元年）郑庄公用心不良，却相信仁义的力量，可见仁义的 确还有力量。就此而言，春秋时代，也应该算是个讲仁义的时代。其如我们都知 道的春秋五霸，再怎么霸道，总还是要将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做得像模像样。 就是因为仁义在焉。 但是，到了战国，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贵诈力而贱仁义”（《史记》 卷30 《平准书》）成为普遍的风气。然而，其时代毕竟上接春秋之世，虽贵诈力， 终不能将仁义从人们的心中彻底铲除。惟此一时代，仁义已不能植根于社会的基 本制度之中，也就不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而只能变态为个人化的侠义精 神。 《战国策·赵策一》记智伯之臣豫让为智伯复仇事。 《资治通鉴》首卷纪此 事始末最简，具引之：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 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 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 “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 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 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 “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 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 “不 可！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 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 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智氏为晋国 “六卿”之一。六卿瓜分晋国公室，最后由赵、魏、韩三家分晋立国， 而范氏、中行氏先败，然后是智氏。智氏同为篡逆，而豫让不过智氏家臣。此人 为智氏报仇，赵襄子称其为 “义士”。显然，此所谓义，与孔子讲的 “隐居以求 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卷8 《季氏》）之义，不可同日而语。但是， 它仍不失为一种君臣之义。而这样的君臣之义，在那个时代，只具有 “各为其主” 的私人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私人之间的义，对豫让而言，却具有绝对 性。所以，他决不屑于假意臣服赵襄子，再借机会除掉他的行为。即此，豫让将 “委质于臣”这种形式意义化了，使之本身就具有了 “义”的意义。他由此而解 释自己的行为，说：“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 战国时代的人，对这种形式化的义，看得很重。齐湣王为齐相淖齿所杀，于 是有王孙贾起而为他复仇。《战国策·齐策六》记其事： 王孙贾年十五，事 王。王出走，失王之处。其母曰： “女朝出而晚来， 湣 则吾倚门而望；女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 其处，女尚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