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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校体育思想传入和其对我国当代学校体育发展启示 　　摘 要：军国民体育思想、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主智主义体育思想、快乐体育思想和终身体育思想经过选择、改造和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深刻影响着我国学校体育的理论升华和实践创新，成为推动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思想动力。新时期我国学校体育在“健康第一”思想指导下，将会发展完善为“一元指导、多元并存”的体育思想体系，并共同作用于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 关 键 词：学校体育思想；国外体育思想；健康第一 中图分类号：G80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5-0012-05 国外学校体育思想传入我国已有百余年历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不同的学校体育思想相继传入，并呈现出时代性特征。回顾国外学校体育思想传入我国的百年历程，阐述不同历史阶段国外学校体育思想的源流以及对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思想对当代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启示具有现实意义。 1 国外学校体育思想传入及影响 1.1 清末民初时期军国民体育思想 军国民教育源于德国，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演变为一种世界性的教育思潮。军国民教育思想于20世纪初经日本传入我国。日本军国民教育的本质是通过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磨练军国主义精神，达到养成“忠良臣民”的国民教化目的；是把军国主义国家意志强行灌输给国民，并形成军国主义国民性格的教育。与此相适应的教育方法，第一是灌输，尤其是以“德目主义”（思想教育的标准）为中心的政治性教育，第二是行为锻炼，尤其是以“兵式体操”为中心的军事教练[1]。军国民教育思想传入我国，最初是由留日学生蔡锷、蒋百里在《新民丛报》先后发表言论，梁启超撰文支持；留日学生所办刊物，亦竞相提倡，以为呼应，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及《浙江潮》等刊物，都陆续发表有关军国民教育的相关文章，极力鼓吹[2]；在清政府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要求小学、中学及高等学堂都开设“体操”科，让学生不间断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军事知识，使“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在学校体育中得以具体体现，占据了体育教育的主导地位[3]，逐渐演化为我国学校体育思想。 中华民国成立后，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指出：“当民国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尽此任务，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兵式体操，军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4]蔡元培所提倡的“军国民教育”就是“体育”，是通过对学生和全体民众进行尚武精神的培养和军事素质的训练，使他们具有军人的品德和体质，以达到抵御外侮、寓兵于民之目的的教育[5]。在民国初年由传统封建教育向资产阶级新教育转变时期，军国民体育思想仍然符合资产阶级“强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愿望，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赋予了“强国强兵、救亡图存”使命的军国民体育思想，主导着清末民初时期学校体育的发展，发挥着应有价值。清王朝以军国民体育思想为指导，以培养“忠勇”之士，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在小学、中学及高等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6]；民国初期出于外抗强敌、内抑军阀的政治需要，在各级学校继续推行军国民体育，培养身强体健的保家卫国人才。 军国民体育思想是近代以来首例引入我国的国外学校体育思想，其初步表达了我国学校体育与世界接轨的意愿，体现了自觉学习国外学校体育理念的态度，打开了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新局面。但军国民体育思想指导下的学校体育，其课程内容以兵式体操为主，教学形式机械呆板，体育课堂毫无生气，不仅抹煞了学生学习的热情，也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1.2 新文化运动后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 “五四”前夕爆发的“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空前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积极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掀起了引进西方教育思想、理念和制度的热潮。此时，建立在自卢梭以来的自然教育思想和约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基础上的美国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托马斯·伍德（Thomas D. Wood）、古利克（L. H. Gulick）、赫塞林顿（C.W. Hetherington）倡导，逐渐发展、完善，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校体育理论。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在“五四”前后自美国传入中国，它主要是通过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宣讲“实用主义”、教会在中国开展体育传播活动、留美学生回国宣传等途径来实现。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末，方万邦、吴蕴瑞、袁敦礼等一批留美体育学者学成归国，纷纷著书立说，广泛传播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努力开辟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生存的中国土壤。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强调体育的科学化、体育的教育化、体育教学的个体化、体育教学